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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逸夫:中国经济还有上升的潜力

作者:□本报特约记者 高奇琦

       

         日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高奇琦在温哥华对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院院长肖逸夫教授进行了专访,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肖逸夫(Yves Tiberghien),长期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院院长,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学院学者(Harvard Academy Scholar);出版了《企业型国家:法国、日本和韩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全球制度建设中的领导权》(麦克米兰出版社2013年出版)、《亚洲和世界的未来》(巴黎政治学院2012年出版)等著作。其中《亚洲和世界的未来》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引进,将于近期翻译出版。

    高奇琦: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去年初,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报告中“中国处于另一个关键时期”的观点,目前在国内被赋予了“创新驱动”的内容。请您具体谈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的。

  肖逸夫:我是比较认同这个报告的。它描述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比较成功的。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处于中等发达水平,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挑战就是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报告认为,中国现在处于另一个关键时期。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其发展模式,推动结构性改革,为下一个时期作准备。

  应该说,中国现在发展得非常快,30多年就走完了西方200多年的路。从好的方面来看,中国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当前中国的人均GDP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较低程度,未来还有很多空间。国内消费占GDP比例还比较低,还有进一步上升的潜力,消费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另外,中国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譬如,降低房价、降低出口、增加消费、完善国民福利、提高劳工待遇和改善环境。为了鼓励消费,中国需要重点提高公民的福利,并提高劳动力的工资,这样他们才能有钱去消费。从去年以来,中国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大幅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长率肯定会略为降低一些。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在硬着陆,我却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健康的速度。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到5%。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因为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转型也会加快,老年人比重会上升,年轻的劳动力会减少。

  高奇琦:您认为目前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又如何界定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较劣势?您认为在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中会面临哪些重要的风险?

  肖逸夫:中国政府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能够提出新的结构性改革的方案并进行制度升级。比如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朱镕基总理就推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现在的中国有更多熟悉改革事务的专家学者,所以应该更有可能推动改革。中国政府推行的地方试验很有效,可以检验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中国的基础设施在升级,资本也很充足,教育条件很好,这都是中国的优势。

    中国的比较劣势在于社会冲突比较多,这主要是由社会中的不平等造成的。所以不平等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尽管消除不平等非常困难,但是现在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社会能够忍受的极限。过去10年贫富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房价上涨造成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通过征收房产税和其他一些再分配的手段来调节。

    提高劳动力工资会对投资和贸易起到再平衡的效果。这一过程是正常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风险。另一个风险就是外汇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货币升值和资本账户开放在过去就损害过亚洲模式,包括日本在内很多亚洲国家都遭受过损失,现在中国也到了这个阶段。资本账户的封闭对国内外的市场都是一个瓶颈。所以,未来中国的计划应该是让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这也是人民币不断国际化的过程。中国要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就首先要允许资本自由出入中国,这都会有一些风险。过去很多亚洲国家这样做了之后都发生了危机,比如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所以这对中国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中国还需要更完善的监管体系来管理资本流动。尤其是监管者需要与金融业隔离开来。总体而言,从一个封闭的金融系统转型到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会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中国还需要防止地产泡沫以及地产与银行的捆绑等问题。当前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让金来维持地方财政,这虽然刺激了开发商的热情和房价的上涨,但是一旦房价暴跌,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会面临破产,银行也会受到拖累。另外,中国的环境和能源状况也在逼近极限,这也亟需政府有所作为。 

  高奇琦:我已经深刻感觉到,您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尽管您也指出了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目前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要更多地放在地区一体化的视角中考虑。您能否对当前亚洲一体化进程作简要的评估?您觉得当前亚洲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肖逸夫:我认为,当前的亚洲一体化出现了两个悖论。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贸易是外向型的,过分依赖于北美和欧洲市场。但从2000年开始,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变得愈加紧密。亚洲的贸易从区域对应市场转变为区域内部市场,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亚洲的经济体开始从依赖美国转变为与中国一体化。这里的第一个悖论是亚洲的经济一体化并没有像欧洲一样产生制度一体化的效果。也就是说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并没有建立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现在亚洲是一个没有制度架构的经济一体化。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大国之间建立起了经济一体化的机制,这刺激了投资者的跨国经济活动。当跨国经贸活动更加频繁之后,会催生出更多的经济一体化制度。但是在亚洲,长期以来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并没有投资协定,去年三国之间也只是签署了一个非常宽泛的投资协定。

    第二个悖论是在亚洲既有的贸易和投资机制中,包括东盟“10+3”、东盟“10+6”、双边和东盟地区论坛等,都是东盟在牵头和主导。而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主要是一些大国在牵头。我认为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亚洲的大国(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定下一体化的基调,为其他国家铺路。

  当前亚洲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两条线在并行。第一条是中国和东盟在共同推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也包括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第二个是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TPP一开始是小国在牵头,现在变成美国主导。而日本和韩国是处于两条线相交的地方,同时分属在这两个阵营。日本在安倍的领导下倾向于加入TPP,但同时也想与亚洲各国签订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总体来说,亚洲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可能就是中日关系。我认为,没有中国和日本的协助与支持,亚洲一体化是不可能成功的。

  高奇琦:您一直在关注20国集团(G20)发展。在20国集团中,还存在一个内部的多边机制——金砖国家组织。您如何看待这一组织?它是一个实体的机制还是仅仅一个象征?之前有新闻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总部可能会落户上海。您如何看待上海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肖逸夫:金砖国家这个概念刚提出来的时候,不是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组织。因为这些国家都很不一样,他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和战略需要。但很快,这些国家真的坐在了一起,还举行了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后来南非也加入了其中。所以,现在金砖国家已经是一个实体组织。当然,在与很多相关国家学者的交流中,都普遍认为金砖国家尚未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组织。

  上海曾经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南方的一些城市如广州、深圳发展得比上海快。上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腾飞,一下子恢复了其经济中心的地位。上海的发展奇迹是建立在很多基础之上的。首先,上海是中心的中心。它既位于中国的中心,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中心,也是大陆和海洋的中心,还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中心。第二,上海市的领导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他们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事情。第三,上海有发展金融的优势。上海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解决其他大城市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春满对本文亦有贡献)(1363期 第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