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联系我们|

公告栏

搜索

首页 > 学术 > 列表 > 正文

从启蒙的蒙蔽中解放出来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 唐文明

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内部反思

 

    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以1919年的“五四”事件为标志,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转折有很大关系的是当时的思想界在西方认知上发生的变化。一战之后、“五四”之前,中国思想界对西方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西方社会内部种种严重问题——诸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政党之偏私、武人之跋扈等——的清晰观察。将内外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幅反思图景,而新文化运动的转折正是基于这种反思。 

 

  这种反思既有政治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政治层面特别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解决的思路大多折向社会主义。文化层面关心的当然是精神问题,基本的判断是西方现代文明以物质文明为其主要特征,在精神文明方面则多有不足。从启蒙的主题来看,文化层面的反思显然比政治层面的反思更为根本,甚至是被作为后者的基础来看待的。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反思首先并不是站在另一种文明的立场上展开的,而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不满情绪而从留意其内部的自我反思这一点开始的。在陈独秀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说法后,分别有人提出,还需要加上“费先生”(Philosophy)或“穆姑娘”(Morality),才能更为全面地刻画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以哲学或道德来补民主与科学的不足,这首先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内部反思,且正是对这种反思的认可导致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中国自身文明的态度上的转变。
 
 
启蒙: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
 
    客观而言,新文化运动主要有三个重要的思想派别:实验主义者的自由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和新儒家的文化更新主义。不难看出,这三个思想派别规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格局,其影响所及,直到当下的中国思想界。 
  在现代的出路上,我们也意识到,通过对传统的再解释,能够将对启蒙的不满与批评落实下来,并合理地预期可能的解决之道。就启蒙本身的信念与启蒙的事业蓝图而言,这个思路自然是极有意义的,其启蒙的性质也是极其清晰的。然而也正因为这一点,这个思路呈现出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具体一点说,对于能够严格、充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人而言,哲学或许能够提供一套指导人生的有效信念,但是,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哲学往往太过高深而难以把握或太过理性而不足敷用。而且,更为现实的是,对文化精神的哲学解释是一回事,文化精神的制度落实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文化只是通过大学——研究哲学等人文科学的地方——获得其制度落实,那么,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实际上,正如当下很多学者已经明确意识到的,在制度方面缺乏合适的建设是阻碍儒家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巨大瓶颈。只要受限于启蒙理性而被启蒙的思路所蒙蔽,拒绝为儒家文化寻找比大学更合适的制度落实方式,儒家文化就只能永远停留于奄奄一息的“游魂”状态。
 
 
从启蒙的乌托邦理念中摆脱出来
 
    要想从启蒙的蒙蔽中解放出来,自然需要在观念上有根本的反思。而要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脉络里呈现出这个问题,就需要从新文化运动往后看、往前看,以破除新文化运动建立起来的启蒙神话。从新文化运动往后看,亟需注意的要点是必须能够看到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启蒙谋划与“文化大革命”的联系,从而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正是启蒙的后果,是顺着启蒙思路加以推进而导致启蒙的破产。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不可能打破启蒙的神话。从新文化运动往前看,康有为思想的重要意义就有可能呈现出来,尽管对于康有为具体方案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仍须认真检讨。康有为建孔教的构想正是要解决儒门教化在现代社会的制度更新问题,而其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正是要为共和保驾护航。托克维尔曾经深刻地洞察到基督教会对于美国民主的重要性,并指出天主教会经过政教分离的转型之后能够更好地发挥公民宗教的功能。在类比的意义上可以说,康有为就是中国的托克维尔。新文化运动所确立起来的现代中国构想,是一个启蒙的乌托邦。自由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化更新主义者这三大思想派别,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种种异同,却都非常自觉地聚集在这个启蒙的乌托邦理念之下,从而他们的思想也被这个启蒙的乌托邦理念所限制。因此,在后“文革”时代要真正终结“文革”,就必须从这个启蒙的乌托邦理念中摆脱出来。质言之,要真正终结“文革”,必须真正终结“五四”。新的政治洞见的敞开和政治共识的达成,必须以破除启蒙的迷信为前提。至于那些汲汲于保守启蒙遗产的人,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在破除了启蒙的迷信的前提下,才能真正保守启蒙的遗产。与此相关,破除启蒙的迷信并不意味着是对中国的启蒙史和革命史的全盘否定,理由则同出一辙:只有当我们不再仅仅因为我们是现代人而保守我们的现代成果(包括革命成果)时,我们才能真正保守这些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454期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