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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不可任性”的哲学解读

作者: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萧成勇

“有权不可任性”的哲学解读——
 警戒“意图伦理”对中国仍有“祛魅”作用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理念——“有权不可任性”。这句轻松幽默鲜活的网络流行语一时间让人难以翻译。因为“任性”的内涵难以把握,可能引起各种解读。本报刊发此文,试图结合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意图伦理”概念,以及对“意图伦理”观念所展开的批评,从哲学的角度加以进一步的概括和阐释。
 
 
 
“意图伦理”的思想影响甚广
 
    德语“Gesinnungsethik”被译为中文有着“心态”“意图”“动机”“意志”“看法” “信念”,或“有思想倾向的”的意思,是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演讲集《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所使用的概念。“意图”与“伦理”二者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组合概念——“意图伦理”,或者叫“心志伦理”或“信念伦理”。按照韦伯的解释,提出“意图伦理”概念,是用来说明人们在开展社会活动时所习惯和遵守的一项道德准则,也是一种伦理思维方式。在其演讲中,韦伯比较性地提出了另一根本不同的准则,即“责任伦理”,以试图说明“意图伦理”所存在的弊端。他说:“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它们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
  由于韦伯使用“意图伦理”(Gesinnungsethik)这一概念时,主要是用于学术与政治领域,只是作了相关的描述而缺乏严格的界定,所以其涵义和外延尚不清晰,虽然历经后学不断挖掘和澄清,但长期以来译界和学界仍有不同理解和诠释。比如在中文中,现存的译法有:李永炽先生根据日译取“心情伦理”,高承恕先生则译作“信仰伦理”,林毓生先生根据Runciman与Matthews译作“意图伦理”。
  尽管对“意图伦理”的翻译和解释产生了如此歧义,但应该看到,韦伯在提出“意图伦理”这一概念时的基本思想还是确定的,而且是深有远见和影响甚广的。韦伯以他的宗教社会学或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似乎洞见了人性中一个顽固而致命的弱点:因为“世界是人的意志的世界”(叔本华语),所以在其中生活着的人往往都试图以自我的意志主导人类世界的事务。似乎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欲将自我的意志施加于他人和社会,乃至于自然界。然而,对于人类来说,有时候看起来很聪明和很强大,但这种努力往往又是徒劳无益,甚至是有害和失败的。即使在今天,这一对于“意图伦理”的警戒和劝导,与中国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对科学、教育与文化建设,仍然具有“祛魅”(韦伯语)的作用。
 
 
 
完成从“意图伦理”向“责任伦理”的转换
 
    总览韦伯的讲演集,一个中心思想观念就是:一个人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时候,包括科学研究活动,必须是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则的;必须从人类远景的角度和广阔视野审视其可能性后果,因而应是客观的、谨慎的、自觉的、有限度的;在社会生活中,非经充分民主与法律的程序,个人切不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和社会,尤其是不可利用自然与社会赋予自己的权力,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即使是出于美好的愿望,觉得都是一些“当然”和“应该”的事情。历史证明,在社会生活中,正是缺乏这样一种科学思想和方法,“意图伦理”的信奉者往往是一意孤行而不及其余,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想而活动行事。比如,在作出某一重大决策时,缺乏必要的科学论证,跳出民主机制,代替他人和社会的思想和选择,从而违背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结果是“欲速而不达”,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信奉责任伦理的人,就会考虑到人们身上习见的缺点,正如费希特所说的那样,他没有丝毫权利假定他们是善良和完美的,他不会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使他可以让别人来承担他本人的行为后果——如果他已预见到这一后果的话。”
  可见,韦伯所提出的“意图伦理”,其实是一种仅凭主观动机而无视客观效果的独断和专横的思维方式。而“责任伦理”则相反,由于正视客观规律而端正主观动机,是一种对人类事务高度负责的思维方式。因此,“意图伦理”对应了认识论中的主观主义或经验主义,而“责任伦理”对应了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主观主义是经验主义的一种形态,客观主义则是理性主义的一种形态。一般来说,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逐步成熟的理性主义,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可称为科学的人文主义,它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性的标志。而经验主义则是传统社会的认识论,比如与之相应的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维和实用理性,表现为前现代性的思想方法论。韦伯区分“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恰恰凸显了他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诸如科学、民主、自由、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念。
  作为已经习惯了的“意图伦理”,在社会生活中,或者为“普通人”来表达,或者为“有权者”来表达,其影响和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毫无疑问,作为权力者所表达的“意图伦理”其影响力比普通民众要大得多。这里的有权者泛指各行各业众多领域的精英,可以是政治、经济或者是教育和文化界的权威。但无论是谁,只要是习惯了“意图伦理”,并自觉和不自觉地付诸于实施,其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和结果往往是很糟糕的。所以,作为权力者,由于他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必须尊重既定的规则和担负相应的责任,完成从“意图伦理”向“责任伦理”的转换。然而,由于人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的限制,如果缺乏一定的民主和法律机制,完成这种转换是相当困难的。
 
 
 
计划经济下的“意图伦理”影响犹存
 
    计划经济模式可视为是“意图伦理”的产物。诚然,作为暂时性的经济运行方式,在一个阶段和相对区域内,计划经济的采用可能是有效的,也是合理的。但如果将其作为唯一和长期的社会运作方式,计划经济在实践上就会导致由“意图伦理”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如果能预先估计人们的需求,从生产、经营、分配作出有计划和合理的安排,就可以避免由盲目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动荡和不安,人们就可以过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有序生活。但是这种“意图”或“信念”仅是“想得美”,终究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可以说,这样一种理想的设计,忽视了在经济运行中,“人”这一项最根本、最积极、最具有创造力,也是最难以把握的因素,从而不能使“人”的潜能真正发挥出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计划经济模式在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遭到了挫折。当然,与计划经济相比,实行市场经济模式需要更多的前提条件和更高的管理水平,比如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政府的廉洁和高效率服务,以及相应完善的民主与法律体系,包括人的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必要条件。否则,市场经济也会陷入困局,造成众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摒弃了计划经济模式,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意图伦理”及其运行机制还在社会生活和许多领域中发生作用。比如,原来最能体现学科发展、学术自由和科学规律的高等院校,目前许多学术和研究活动带有行政化的色彩,其源于自上而下的人为意志,一般是由行政逐级释放科研项目、重点学科建设,以及对此项目的量化管理和评价等,但实际上的成效并不理想,甚至于产出了更多的学术泡沫。科学发展规律一再告诫人们:科学研究活动具有学科和学术规律。在以学术为中心的高等教育领域,必须以学术(科研与教学)为本,摒弃行政化管理模式,即一种“意图伦理”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规则,否则必将陷入“外行指挥内行”和“欲速而不达”的“意图伦理”的困境。
  当然,韦伯为了比较的方便,欲将“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区分开来,但还是解释说:“意图伦理并非就是不负责任,而责任伦理也并非没有先前的信念或预设(公理)。”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所使用的“意图伦理”概念的辩证模糊性。但总之,在学科和学术的科学技术领域,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着各自特定的和内在的发展规律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政治规律)、李克强总理提倡“有权不可任性”(经济规律),以及中央一再要求高校须逐步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以免造成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思想根据所在。
《社会科学报》总第1455期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