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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汉学更重要的是“欧洲”观念

作者:(西班牙)劳尔·鲁伊斯/文 王燕、刘莉/译

 

 

欧洲汉学史更是观念史

研究者进入欧洲汉学,第一印象就如同靠近了欧洲的历史: 这是一种持续的融合,有着各自历史的国家和他们各自出类拔萃的、超越自己民族性的人物之融合。自然的趋势就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来研究汉学。不过当你回顾整个“欧洲汉学”,你会看到欧洲汉学中更重要的并不是国家、民族国家,而是它背后的“欧洲”观念。通常,这个观念以其背后的帝国形式表达出来。因此,欧洲汉学史是帝国和人物史,更是产生这些帝国的观念史。这些帝国被一些真正的“天才”的人物连接在一起,这些天才来到遥远的中国,学会十几种语言,并服务于他们的“观念”。我认为,“欧洲汉学”是扩张主义者的精神和欧洲(或西方)的普世性的一个例子。这里将要探讨四种不同的欧洲汉学,实际上是四种不同的欧洲观念。这四种不同的欧洲观念创造了四种不同的欧洲帝国及其汉学。

法国人是最接近中国思想的人

      第一种汉学由西班牙和法兰西帝国所引领。他们的影响范围是天主教汉学,其基本的观点是天主教的普世性扩张,在耶稣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影响从16世纪早期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其中,拉丁文国家的汉学是西方的先驱。其先辈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天主教汉学的奠基者是西班牙汉学。天主教汉学的第二阶段是由耶稣会展开的。耶稣会士在教育(建学校、学院、大学和神学院)、思想研究、文化诉求和传道努力方面颇有盛名。西方汉学的开端始于耶稣会的传教士,如利玛窦、庞迪我、罗明坚、汤若望和其他人,到中国学习语言、文化和信仰。这些传教士把部分中文的经典文献翻译成拉丁文和其他西方的语言,并把《圣经》翻译成中文。他们还从中国写了很多信。这些信读来颇有趣味,因为当时中国开始被想象成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有意思的国度。耶稣会士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建立了第一所欧洲大陆上的汉学学校:“中国学院”(1732),这是当今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原型。

      18世纪后半期,西班牙的势力一落千丈。法国宣布它是继承者,它离开了耶稣会士们领导的天主教汉学。新的法兰西汉学家是大百科全书拥护者,产生了一种新的拉丁汉学,他们的世界观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科学及达尔文主义观很接近。1718世纪末,巴黎是汉学的中心。法兰西学院成了欧洲主要的研究中心,其研究包括把中文古籍翻译成拉丁文,关注点在中国古代史、科技史以及陶瓷和音乐。新的法兰西汉学由18世纪诞生的“法兰西帝国”所创造,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与西班牙和英国不同,法国没能在海外创造“新法兰西”(魁北克是个例外)。法兰西汉学强大,有活力,而且学术上组织严密。但它今日不能与英语国家的汉学相媲美。法兰西帝国只是一个只在欧洲的“大陆”帝国,它在非洲有大片的势力延伸,对亚洲和中国也兴趣盎然,它控制了印度支那(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他们在东南亚的现身以及和大不列颠帝国的持续竞争使得他们1920世纪在中国的利益变得至关重要。但同时,它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无力制造出一个海外的法国民族群体。它很晚才加入到瓜分世界的潮流中,这对它的历史影响重大。

      与现代汉学研究同步,法国有关远东的研究中心已经发展了两百多年,以培养他们的汉学家。有法兰西学院、索邦的法国远东学院,还有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远东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研究协会、当代思想研究所和葛兰言中心等。雷慕沙、儒莲、顾赛芬、爱德华·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谢和耐等都是其中重要人物。法国人喜欢一种文化的、哲学的途径,正如林语堂所说,他们是最接近中国思想的人。

英国汉学具有两面性

      第二种汉学是英国人影响下的盎格鲁-撒克逊汉学。这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汉学体系。其随大英帝国而兴起,即盎格鲁-撒克逊汉学,后为美国汉学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汉学所继承。这一汉学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带来了“白种男人的教化使命”这一理念和观点。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责任,要把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带到那些“迟滞、落后”的国家,不管是以基督教新教的形式,还是民主的形式。

      英国的汉学与西班牙汉学一样,产生于士兵和传教士中,产生于那些到达印度寻找可以征服的新土地或者寻找致富之路的“帝国的子孙”之中。它也产生于怀抱信仰的人中,这些人相信传播基督教的好处,只不过这次是新教。英国汉学和许多其他帝国的汉学一样具有两面性:软实力和硬枪硬炮。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帝国扩张时,要比拉丁文国家聪明得多。18世纪早期还未能预见到美国独立的情况下,小小的英格兰就把它的海军和商业网络扩展到了东方。当北美独立既成事实,大不列颠把注意力集中在征服印度,以抵抗这一打击。下一步就是中国。我们看到英国汉学在“帝国的子孙”中产生了:他们是传教士的子女,还有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出生的士兵。中国首先迎来了传教士,然后是商人,最后是士兵。

      与天主教国家不同,英国创造了高水平的训练网络:牛津和剑桥乃其中翘楚。还有一些训练机构如伦敦东区传教士会、中国内地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大英博物馆和东方馆(写本、刻本)部、皇家亚洲学会等。英国汉学有着科学基础和学术基础,以重要的大学为中心,有很好的出版渠道。在大英帝国被美国取代后,新的美国汉学继承了英国汉学的路子。英语汉学把其他小国的汉学也吸收进来,甚至其他小语种,如北欧的语言,荷兰语和佛兰德语的汉学。迄今为止已有重要汉学家如理雅各、威妥玛、翟理思、鲍康宁、苏慧廉、庄士敦、翟林奈、李约瑟、鲁惟一、杜希德等。现在美国的一些重要汉学家如狄百瑞、史景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等都与这样的传统有关,史景迁是连接英国和美国汉学的最显著例子。目前英国汉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代经济史,试图与古籍的翻译区分开来。

德国汉学被植入种族民族主义特性

      第三种汉学是德意志帝国汉学。德国汉学在1870年德国民族国家统一后进入鼎盛时期,这曾是新兴的汉学研究,并且在诞生之初就被植入了浓厚的种族民族主义特性。德意志帝国从始至终都存有统一整个欧洲日耳曼人的意图,以主宰整个欧洲内部为导向。在帝国的缔造者俾斯麦逝世之前,德国从未设想建立一个超越欧洲的大帝国,直至1890年,建立一个跨越大洋的帝国开始出现在德意志统治者的脑海之中,但为时已晚。由于德国与中国之间地域上的遥远,致使在中国近代史上德国的出现是短暂的,在租借地青岛也仅呆了16年(18981914)。

      德国汉学的诞生始于18291831年,东方学家内曼在广州获得的12000卷的中文书卷,他将这批书籍寄回慕尼黑,构成了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和柏林国家图书馆中“东亚收藏”的基础。德国汉学之父威廉·绍特自1833年起即教授中文和中国哲学。德国汉学界出现过多位优秀人才,研究也有浓郁特色。纳粹时期汉学得到很快发展,之后的当代历史也有彼时汉学印记。德国汉学十分与众不同,语言学家和汉学家贾柏莲1881年出版专著《汉语经纬》,按照评论界说法,这本书有可能是迄今为止对汉语语法系统研究最好的一本专著。

      当代德国汉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是瓦格纳,深受英国汉学传统影响,关注中国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和交流,与海德堡大学的高达美有合作研究。瓦格纳研究重心在前现代中国时期的哲学、现代中国时期传媒、政治运动与国家社会形态之间的跨文化联系,出版过三卷本的王弼研究。顾彬是波恩大学东方和亚洲研究机构的教授,孟德则为柏林自由大学汉学教授,主攻宋朝至清末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俄罗斯汉学饱受意识形态束缚

     第四种是俄罗斯和苏联的汉学。它是斯拉夫民族的汉学,由亲斯拉夫的理念而生,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母亲”。俄罗斯汉学的兴起与发展的内部驱动力与其他欧洲国家如出一辙,是为了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宗教和领土双重意义上的扩张,俄罗斯是唯一的一个与中国接壤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本应该直接促成俄罗斯汉学的形成与发展,然而事实并未如此,原因在于,其一,与中国接壤的地方远离俄罗斯帝国中心;其二,东正教与其他基督教团体的不睦;其三,俄文与其他西方语言的不同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其四,俄国革命直接影响了俄国汉学的理念,俄国汉学从亲斯拉夫研究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加深了俄罗斯相对于其他欧洲地区的孤立。

      学者比丘林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他在北京居住了14年,翻译了大量欧洲人未知的古代和中世纪中文著作。1837年他在俄国境内开办了第一所汉语学校。另一位汉学家巴拉第所编著的《汉俄合璧韵编》直至今日仍为人所称道。

      1930年起,苏联汉学就饱受意识形态束缚,对西方影响有限。它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和环境。它还关注方言研究,也有学者专注于传统课题,如孔拉德对于《孙子兵法》的解读,菲什曼研究欧洲对中国的印象等。上世纪70年代中苏之间关系的分裂极大影响了俄国汉学的发展和走势,决定了今日俄国汉学之路。汉学研究围绕着研究机构进行了重组,如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2007年后被称为东方文献所)、远东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中心的成立等。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成果是1983-1984年间重新出版的四卷本《华俄大辞典》(超过16000单字,250000个词组),这本书的编者鄂山荫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这一工作。90年代随着中国的崛起,汉语教学在俄国的各大高校蓬勃发展,并且在国立人文大学、海参崴的远东国立大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大学、喀山国立大学成立了研究中心。我想强调一些苏联和俄罗斯东方学家,如克恰诺夫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学院,是党项人及西夏国研究的专家,1997-2003年间担任俄罗斯社会科学院东方研究中心圣彼得堡分部主任。与上述情况一样,受其汉学影响的,主要是处于俄罗斯文化圈内的国家,即中欧和东欧的斯拉夫国家,曾经是苏联的成员国和其欧洲的卫星小国。

追求扩张催生了“汉学”发展

      这次演讲围绕着欧洲人所传播出的“扩张”信息,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汉学”研究的探讨。这种对扩张的追求促成帝国的形成,帝国成立后又催生了“汉学”的发展,原因何在?目的是为了解另一个强大的帝国,一个长久封闭、难以预测和令人费解的国度。过去是中国,现在还是中国,“中华帝国”回来了,也许应该说是来了,因为他从未去过任何地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学习者超过25000000人;在全世界85个国家中,超过2100家高等教育机构在开设汉语教学,甚至蔓延到公立小学和初中,超过700所大学将汉语列为选修课程。在欧洲境内,意大利国内针对中国展开研究的高等研究中心从8个上升至20个;在德国,原先没有设立东亚研究的高等学校,也已开始陆续成立,早已存在东亚研究的,则是把中国研究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中心;瑞士有7个城市首先开展汉语教学;在法国,教育部长在视察和指导时,特别关注小学和初中的汉语教学。西班牙、俄罗斯情况也相似。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既敬佩也害怕,并非害怕中国自身,而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在强大之后,会像西方列强一样出现在国际舞台之上,扩张并具攻击性,永远输出其想法和观点(如基督教义、自由主义和民主)。新的“帝国”带来新的汉学研究。但我想强调的是,每种新汉学都是对之前的补充,对同一个事物“中国”的不同解读。我们西方人是“汉学”的创造者,学习研究着“中国”,还一直嚷着“不懂中国”。我们也必须要问中国人这么一个问题:西方人创造“汉学”,那么中国人是否也创造了“西方学”?中国,一个新的全球势力,是否能够建立一门新的科学,以互相理解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