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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大学的中国模式3.0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 李 军 多伦多大学 许美德

[阅读提示]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腾飞,中国高等教育也得到急速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一方面,大学在民主化潮流中阔步迈向大众化,从2003年开始超越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重视质量的提高,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发展和崛起的国家战略。但是,对于如何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创建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大学,则莫衷一是、仁智互见。

■学者简介

李军,香港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兼任香港教育学院管治与公民中心的研究员;

许美德,国际著名高等教育专家,现任香港教育学院名誉校长,曾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身份迷失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关于中国大学的文化身份构建。虽然中国大陆现在拥有将近三千所大学,其中也不乏有相当水准的学府,但可惜的是难以看到一所真正具备中国文化身份的大学。在长期的殖民和后殖民化浸淫中,它们变得面孔模糊,甚至缺乏反省自己文化身份的意识。没有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支撑,遑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梦?

大学之称谓,实属中国的本土词汇,为远古时期高等学校机构“成均”的别称,后借四书之一的《大学篇》广为人知。其本义系比较小学而言,指学校的更高级形态,以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宗旨,或可称为古典的中国大学模式1.0版。但是,自从明代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中对英文University一词翻译的借用,它逐渐演化为欧洲大学的概念,再经过清末借鉴日本的学制,直接搬用日文词汇“大学堂”,最终确立了其后殖民时代的舶来品地位。所以,大学一词虽然在现代被广泛套用,其本质含义却早已经蜕变为西方式的,丧失了其本土的文化身份。

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甚至亚洲本土的大学模式一概不被西方学术界承认。较有代表性的主流观点认为亚洲包括中国的现代大学基本上是西方的系统。一些本土学者也对此观点推崇有加,认为中国的现代大学都来源于欧洲的中世纪,而断然否定自己的文化根源。由此说来,从1895年中国第一所公立大学——北洋大学开始,其自身的文化身份就先天不足。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模式一直被捧为圭臬,成为衡量大学发展的唯一标准。现在热议中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是建设仿西方一流大学。如果侥幸成功,也就是在中国办几所牛津剑桥、耶鲁哈佛而已,难以具备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这种尴尬现状是由于一种后殖民化的心态,以顶礼膜拜西方模式、迷失自我身份以及民族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特征。这种心态对西方的大学推崇备至,却全然漠视了自己曾经一枝独秀的悠久历史。

放弃文化传统是条崎岖弯路

  大学作为高等学府在西方的成型远较中国为晚,大约可以上溯到11世纪左右的欧洲,以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1088)、法国的巴黎大学(1150)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1167)为滥觞。曾任大学国际联盟研究部主任的盖·尼夫指出,欧洲大学发展到近代主要分化为两个类型,即以英美为代表的撒克逊型和以法德为代表的罗马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拥有受法律保护的特许状的学者共同体。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法人地位,能够相对独立于教会或政府进行自治,在知识传授与生产上学术自由——这些都是西方大学的优异之处。两种类型的差异,在于前者可以完全独立于政府(尽管从当前国际趋势来看已是越来越不可能),后者则有点类似中国古典大学那样,仍然处于国家体制之内。由于目前的几个大学国际排行榜多据前者的特点设置评价标准,加上英语是国际霸权语言的关系,撒克逊型的英美大学总是占据榜首或位居前列,也更为人们所熟知。至于罗马型的德法俄等国的大学,在历史上非常有可能受到古典的中国大学1.0版的影响,不逊色于撒克逊型的大学水准,却甚少受到相应的关注。

  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学者指出,如果在中国的大学寻找与西方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相应的概念,应该是大学自主与思想自由。在我们最近出版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的群像——走向大众化》(Portraits of 21st Centu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 Springer/CERC, 2011)一书就证明,所选取的十二所有代表性的中国大学案例无一不显示了大学自主与思想自由的巨大潜力。即便中国大学处于政府体制的空间之下,也能表现出和西方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相等同的优越性。历史和实践都证明,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去盲目模仿和追赶西方大学,是一条代价不菲的崎岖弯路。

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梦

随之而来的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中国的大学如何超越西方的模式。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汤马斯·佛里曼曾乐观地指出:在全球化浪潮中,后发展国家会越来越少地受地域及历史条件的局限,可以迅速地实现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的梦想。但是,这一新自由主义的论调对揭示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上的崛起,显然缺少充足的历史根据。自从西方殖民主义在19世纪的急剧扩张和日本的脱亚入欧,亚洲其他地方如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等高等教育的发展就一直未能脱离以西方模式为中心的游戏规则。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使清末改革派如张之洞、康有为等认识到学习日本的现代化模式是中国重获新生的捷径。北洋学堂、京师大学堂等都是在此背景下渐趋现代雏形的。它们可算是中国大学的2.0版。从那时到现在,亚洲后发展国家的大学从来没能褪去欧美版的基本色调。

  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最新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如果要摒弃西方的模式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只能经受一个凤凰涅槃的艰难历程——重回中国,也就是构建大学的中国模式3.0。这一模式的首要特点便如两千年前《礼记·大学篇》所指明的那样: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把大学置于教育的民主追求、道德的日臻善境和生命的终极价值,并以此作为立学、立教及为追求卓越而自强不息的根本。其次则是大学自主与思想自由,以达到大学和知识探索的独立发展与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平衡。再一个主要特征,则是《礼记·中庸篇》所概括的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充分体现多元性与开放性,包括向欧美及非洲等不同大学模式的积极汲取。只有发扬这些本土的优良传统和汲取多元性的经验,中国的大学才能最终做到广纳百川与和而不同、特立独行却充满生机。

迈入21世纪的中国,已经到了可以讨论大学“重回中国”的时候。但是,它的凤凰涅槃却是一个蜕变的长期过程,还需要面对很多挑战。例如,大众化进程中的质量滑坡、变革中的后殖民心态和官本位、以及教育与学术的诚信和腐败,等等,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容乐观的是,逐一克服这些变革中的困难还需要数代人孜孜不倦的共同努力。

并不限于对高等教育的世界影响

那么,中国大学3.0在全球化的时代有什么样的终极意义呢?在此很有必要重温西方大学史专家海斯汀·拉斯达尔在一个世纪之前对欧洲大学的经典评价。他说:欧洲的大学是中世纪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伟大遗产。那么,对于大学的中国模式3.0,我们期待的是由它引领的、人类文明史上的再一次伟大成就,并不限于对高等教育的世界影响。

伴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中国大学3.0将来的成就不仅会给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一个可替代的发展模式,还会把促进世界文明对话和民主社会为己任。只有把和而不同的文明对话而不是走向冲突和战争作为发展的中心议题,世界的和平追求与人类的自由发展才会有真正的希望。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其七卷本煌煌巨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所展现的深厚的中华科技遗产十分引人自豪——这无疑应当归功于中国大学1.0所留下的瑰宝。当今,如果展望在全球遍地开花、引领文明间对话大潮的孔子学院和急速走向全球化的中国高等教育,就令人十分期待中国大学3.0为未来和平、发展和多元的世界之梦增添绚丽的色彩。(本文系李军教授近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世界教育改革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1358期 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