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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慧:制造业升级受阻导致两大风险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所长 黄群慧

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化解结构失衡的关键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体判断是“经济形势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等”。这些风险和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结构性问题,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制造业升级受阻导致两大风险
 
  有关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并可引申为实体经济和房地产、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失衡;二是供求之间的失衡。实体经济的核心绝对是制造业,这是毋庸置疑的。实体经济不反对新经济,不反对“互联网+”,但是真正找指标,除制造业外,我认为实体经济占GDP比重最宽的口径也只能包括农业、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和建筑业在内。否则,过于泛化的概念就没有意义了。
 
  十多年来,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例不断下降,从2001年的71.5%下降到2015年的62.1%;虚拟经济则一直在上升,M2倍数已经从1.74同比上升到2.03。存在这种失衡,我并不认为金融不对。问题在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没有很好地实现转型升级。金融是需要找回报的,如果实体经济没有提供回报,金融虚拟经济就会在自己的圈子里炒作,从而形成泡沫。这也会影响投资结构。民间投资下降比较快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找不到好的利润回报点,特别是民间投资在制造业的占比较多,如果制造业本身不能实现转型升级,无法形成好的利润增长点,那么民间投资肯定起不来。
 
  制造业转型升级转型受阻的风险,甚至可以放大到整个中国经济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新常态的阶段,上海甚至已经到了后工业化阶段,但这个阶段并不意味着工业化不需要再推进,上海还提出制造业要守住25%的底线。所以中国应该进入深化工业化阶段,而不是去工业化阶段。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也在搞再工业化,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深化工业化过程。深化工业化的核心并不在于量,而在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质量”这一概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就是提高供给质量,这和国外供给学派的学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随着以城市化为主导的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逐步完成,如果实体经济不能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改善,供给质量就得不到提升,生产不出来城市化消费结构升级所需要的产品。这又会带来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制造业本身的效率无法提升,另一方面服务业也无法实现效率的转换,随之而来的将是工业失速、制造业空心化、服务业泡沫化、消费力量外溢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引发整个经济体效率的下降。这个问题如果继续下去,最终会导致中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中等经济收入陷阱将很难跨越。
 
制造业转型在质不在量
 
  目前,产业再融合的趋势很明显,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严格的比例对标意义不大。所以,上海制造业主要在于通过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对国家发展的支撑意义。上海制造业的定位应该是中国制造业的最高端,或者说最具有引领作用的定位。同北京相比,上海这些年来技术密集型产业比例增速并不快。从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上海的技术密集型产业2008-2015年占比为55%,到了2013年和2014年是58.5%;北京同期从61.3%已经上升到70%,上升速度超过上海。所以制造业发展目标关键并不在于实现25%的比例,而在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比例要提高。另外一些指标,包括科研投入、研发机构、研发人数等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上海现在提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目标是很及时的,因为上海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从某种意义来说上海更像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所以,上海发展制造业不仅仅是简单的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应该通过技术创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制造业融合,推动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的服务化。
 
  最后,上海制造业定位不要仅仅局限于上海自身,一方面可以和北京来比,另一方面一定要站在全国的角度来看上海的领先作用和引领作用。北京是政府的驱动力量比较大,上海是市场化的力量更强。而真正到了创新阶段,市场化力量的作用会更大。甚至可以说,上海在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形成发展中的带动作用也会更加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多是靠政府的力量驱动,现在来看遇到的阻力比较大。以上海在长三角的位置来说,应该靠自己本身的市场力量带动长三角整体发展。上海应该从长三角角度来考虑我们的研发以及制造业协同,战略规划很重要,但是发挥市场之间的促进作用更加重要。(本文为黄群慧研究员在“产业创新转型上海圆桌会议——‘十三五’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上的主旨演讲,本报记者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社会科学报》总第1546期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