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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上海应该成为中国新经济策源地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陈 宪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要求上海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有新作为。如何才能有新作为,使科创中心这个战略构想和目标切实落地?笔者以为,首先要明确建设科创中心,到底要什么?其次,在“要什么”中,现在的瓶颈到底在哪里?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瓶颈在哪里?
 
  科技创新,内在是科学,科学发现;技术,技术发明;创新,新兴产业,这么一个逻辑。将一个大都市建成科创中心,目的就是为这个都市,这个都市所在的国家,乃至为全球打造持续增长的不竭源泉。所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最终是要将其成果产业化,使其产生新价值,进而造福于民生。
 
  在建设科创中心的过程中,上海在科学研究这个方面,已经有了标志性项目和初步成果,那就是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两会”参加上海代表团活动时就明确要求:要集中力量把张江科学中心建设好,把体现国家战略的大科学装置、大研究中心和各方面资源聚集到张江,迅速做实、做强、做出影响。以大科学设施为支撑,开展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这个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内核”正在张江形成。与此同时,在张江、在漕河泾,以及在上海的其他地方,各种孵化平台、孵化园区,也颇具规模。
 
  然而,到目前为止,在科学发现和想法,技术发明和专利的产业化,尤其是产业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即新经济方面,上海显著地不尽如人意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上海拥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袖级企业,与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这就是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瓶颈。可以这么说,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结果导向,就是上海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新经济策源地。
 
新经济的发展有什么特征和要求?
 
  新经济以精英人才、人力资本为本,所以,它具有强烈的集聚特征。比较制造业、服务业(主要指生产者服务业)和新经济,不难发现,它们的集聚程度是递进的。也就是说,生产者服务业有着比制造业更高的集聚要求,新经济又有着比生产者服务业更高的集聚要求。观察表明,制造业集聚地的分布是比较广泛的;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主要是在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在三、四线城市,除了交通运输业,则基本没有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式发展;新经济的集聚地,或者说新经济的策源地,往往集聚在为数更少的城市或地区。以美国为例,现在有三个比较公认的新经济集聚地,即硅谷(旧金山湾区)、波士顿和圣迭戈。如果说硅谷以信息技术及产业起家和见长,波士顿和圣迭戈则主要以生物技术研发及相关产业发展为主。
 
  新经济的集聚以人才集聚为主要内容。一项技术发明,一个科学想法,能否产业化,靠的是什么?投资家的眼光,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试错。也就是说,新经济最终是创业者和企业家试错的结果。其人才集聚,主要是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的集聚,还有大量研发人才即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集聚。为新经济创造价值的人才,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大致包括气候宜人、环境优美;对子女教育、医疗和文化等多样化需求的满足;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性,等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在美国尚为数不多,更何况中国。以深圳为例。它应该是中国最具潜力成为新经济策源地的城市,但上述条件中的教育、医疗和文化,仍然是其短板。与美国新经济的策源地相比,深圳缺一两所能够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这可能是最大的差距。
 
  何谓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两点可以肯定,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创业创新生态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斯坦福之于硅谷,麻省理工学院(MIT)之于波士顿;同时创业创新生态圈为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提供不可多得的环境和条件。所以,二者互为因果、相得益彰。
 
  我国的创业创新教育起步较晚,可以说还没有系统的做法,更没有成功的经验。但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适应,更无法推动创业创新教育的发展。所以,在创业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倒逼下,推动新一轮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才能使中国的教育承担起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重任。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手,那么,未来的教育体制改革,就将在创业创新驱动增长的过程中,担当更为重要的责任。这是新经济对教育提出的要求。
 
中国需要三个左右新经济策源地
 
  为了适应中国未来较长时期的增长和发展,并充分考虑到新经济的集聚特征,在东部地区形成三个左右新经济的策源地,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性任务。为什么只能在东部?因为这里满足新经济集聚的条件。现在看得比较清楚的一个策源地,就是深圳。在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条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深圳将是中国第一个新经济策源地。第二个应该也必须在上海,这是上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个还不太清晰。笔者看好杭州及周边的杭州湾一带,可能成为第三个新经济策源地。
 
  新经济策源地是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还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当年和深圳一起设为特区的四个城市,现在也只有深圳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地。而且,特区的定位,主要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建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至于发展什么产业,是以制造为主,还是贸易或其他为主,都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政府因势利导,市场最终选择的结果。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和发展,就是这一结果的最好说明。
 
  那么,深圳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的主要前提条件是什么?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前提下,大量移民涌入深圳。移民对于创业创新的渴求、激情,是毋庸置疑的。有人愿意移民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能够接纳移民,就为创业创新生态圈带来了主体,硅谷、硅溪都是如此,深圳也是如此。这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其中以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流动为首要。然而,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限制劳动和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是最多的,也是最难以克服的。产业的集聚、新经济的集聚,能够带来专业化、规模经济、共享基础设施和学习效应等积极影响,但关键要做到的,是人才集聚,尤其是创业创新人才集聚。这里,既有市场机制规律的诱导,也有创业创新法则即“高于短期理性的动力”的作用。所以,创业创新生态圈的关键要素,包括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综合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新经济的策源地,就是在一群创业创新主体与其他要素的交互下,在营造了一个创业创新生态圈的同时,发明了新技术,产生了新想法,并将它们产业化,进而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新经济策源地的机制和可能的作用就是这样产生的。
 
  反观上海,我的建议是:第一,进一步放宽各种人才的准入,让一大批有创业创新激情的各方人才集聚上海,并使他们与上海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发生良性互动。同时,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在上海率先打造出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一流大学,吸引全国、全球优秀的年轻人到上海接受教育,为上海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业创新人才。
 
  第二,让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由于上海科研的大院、大所,以及承担科研任务的大学比较多,所以,经常讨论产学研即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即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因为,只要搞对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和机制,这就不是问题。产业化的主体就是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主要是企业家。唯有他们,才能形成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机制。
 
  第三,对于上海这个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占比较高的城市,倡导像华为、海尔这些大企业所推动的内部创业创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所说,繁文缛节,官僚程序越少,组织机构越扁平化,就越容易催生创造力。不光是初创企业需要这样的特点,哪怕是那些大型的企业,也应该尽量实现这样一种氛围。由此,我们不仅将有创业创新的新增量,还将在存量中产生创业创新的新动能,进而使上海回归创业创新的热土,成为我国新经济的重要策源地。
 
《社会科学报》总第1552期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