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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慧娟:对行政拘留年龄降低说"不"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叶慧娟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取消了原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限制性规定,同时将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年龄范围修改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此规定一出,立刻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不同于其他寻常事物,常常是牵一发动全身,更藉由一条一款的置与废而从侧面反映法律政策的价值取向、各方利益的衡量取舍、权力权利的碰撞博弈等。所谓“见微知著”,便是如此。未成年人行政拘留执行年龄究竟该不该降,这已不仅仅是个别条文的变动问题,更涉及对相关法律体系是否协调、未成年人处遇措施是否科学等重要问题的拷问与回答。
 
  虽然,在法律性质、规制行为范围、法律评价后果等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但在区分行为侵害社会关系严重程度的基础上,二者在保护客体、规制方式、惩罚力度上又形成了阶梯式轻重有序的衔接关系(虽然其中仍有断裂)和疏而不漏的法网,分别规制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和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也正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生活中又被称为“小刑法”。
 
  从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的其他内容来看,也是极力想与我国《刑法》保持规制体系上的衔接和协调的。比如增设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以与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保持一致;扩大虐待行为的处罚范围,意在与刑法修正案(九)对虐待罪的修改相匹配。那么,《治安管理处罚法》降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执行年龄是否也和《刑法》中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相协调、相一致呢?答案是否定的。
 
  责任年龄决定行为人有无责任及责任的大小,是责任能力因素之一。我国早年针对《刑法》是否应当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也曾有过激烈争论。但最终,我国《刑法》坚持了十四周岁这一刑事责任年龄的底限,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和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从《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重在惩罚已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犯罪,对于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即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则是择其重而惩之。刑法如此规定,是对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低龄化、犯罪手段成人化、暴力化的必要回应。但“八种严重犯罪行为”的限制性规定,则凸显立法者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时的理性克制态度,而不是一味追求扩大处罚范围、将未成年人违反刑法的行为全面“入罪”。
 
  虽然刑事责任年龄和违法责任年龄本质上有所不同,但举重以明轻,刑法尚区分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和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限制、压缩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却意图扩大对未成年人适用和执行行政拘留的范围,既与《刑法》既有规定不协调,也违背了我国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以保护和教育为主的基本理念。
 
  近年来,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一方面,我国刑法体系本身呈现出罪名不断扩张、刑罚体系不断严厉化的趋势,但另一方面,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从轻处罚的政策价值取向一直没有改变,反而愈加注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遇措施的社会化、科学化和人性化。这与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遇的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行政拘留的严厉性虽无法和剥夺自由刑相比,但作为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在决定如何适用于未成年人时,也要秉持克制与理性态度。唯如此,才能确保《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形式与实质上的双重协调与衔接。
 
  对于我国目前存在的面对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缺乏区别性、针对性的有效处遇措施或处遇措施单一的弊端,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法或少年司法法,完善包括不良行为、违警行为、触法行为、犯罪行为在内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干预措施体系,增设并完善以“提前干预”和“以教代刑”为特征、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并重的保护处分措施,尤其是社会化干预、教养措施的利用,既避免未成年人违法“一放了之”、“一罚了之”的无奈之举,也要防止“一关了之”一刀切的极端做法。
 
《社会科学报》总第1553期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