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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白鸽:新型全球化视野下理解"一带一路"

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副主任委员 赵白鸽

  当今世界的秩序混乱和冲突,并不完全是由于弱肉强食的直接侵略而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这使得一些曾经拥有信息权力的国家、集团和阶层被打破,世界变平了,大家享有了同等的发展权利。发展权利的平等和发展实践的不平衡,使得全世界都在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次开始了全球化的旅程,我们称之为“新型全球化”。
 
为新型全球化提供平台和载体
 
  新型全球化表现为三大特征。第一是强调包容性。包容不仅仅是对各种不同文化的接纳和认同,而且强调人类发展应该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发展。第二是强调共赢性。历史上的全球化,即便不是弱肉强食,强者为王,也是发展极为不均衡,分配极为不公平的。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体系的“三共”:共商、共建、共享,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样的全球化才是共赢的全球化。第三是强调整合性。未来的成功者不是单打独斗的,也不是一两个机构独自起舞,它应该是一个平台,通过整合各种资源促进共同发展。新型全球化同样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可能是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平台和载体。因此,它对全球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具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有几个应该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首先,“一带一路”的利好。“一带一路”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机会。第一,参与世界治理。第二,为我们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切愿意加入新型全球化,愿意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都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国家。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政府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主体,但是单靠政府是不行的。通过政府可以启动一些特别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那些回报率较低的铁路、公路、机场。但是,政府不能代表市场,在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通过产品和技术真正把中国同世界融合起来。因此,企业才是“一带一路”的最重要的主导者。中国在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和科技工贸领域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企业,他们走出去,需要了解各东道国的法律、政策、标准、投融资体系方面的信息,这就给我们智库创造了机会,提出了要求。
 
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有可为
 
  上海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拥有非常突出的人才优势和国际化视野。而且,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上海一直是站在最前沿的,在中国的贸易、金融、经济、科技等领域,上海都属于引领性的角色。在新型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上海大有可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上海具备了进行产业转移和产业创新的条件。上海所创造出来的许多新技术将来不仅仅是引领中国,而且是引领世界的。比如,新材料、新能源、3D打印、生物医药等很多领域,在上海都有代表性企业,它们具备了走向世界的基础。
 
  第二,上海应该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应该是形成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创新链的整合。贸易的中心不完全是产品的销售,实际上是应该形成非常完整的贸易链条,包括供应的链条、物流的链条。这方面上海具备了很好的基础。
 
  第三,上海应该成为全面对接新型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从上个世纪开始,上海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当时很多帝国主义国家在外滩设立了金融机构。上海金融业的体系化程度和国际化水平应该是国内最突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通过自贸区建设,把金融改革和金融试点的一些经验拓展开来,大胆同新型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对接。
 
  第四,上海应该成为一个国际物流中心,特别是陆、海、空、铁整个综合性的物流中心。上海现在已经具备了发展一个国际物流中心的人力资源条件、地理的有效条件、管理的制度和体系条件,以及信息化的全部条件。
 
  最后,上海应该是成为一个科技创新中心。我们到“一带一路”沿线的节点国家,大家都对中国的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非常感兴趣。巴基斯坦、缅甸、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很多地方都提出这样一个科技园区怎么去建的问题。在这方面,上海有很多经验,上海不仅有发展浦东新区的经验,也在苏州工业园区等外地园区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经验可能比单纯的资金支持更加重要。(本文根据4月20日赵白鸽女士在上海研究院“‘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发展与上海作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社会科学报》总第1557期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