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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双新”背景下城市治理新模式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张成岗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世界范围的交流与互动日趋密切,国家所处环境与国际关系变得日益复杂。为适应不同世界性因素涌入催生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了寻求新政府治理模式的政府改革运动,“治理”逐步取代“管理”,建构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新公共治理模式成为各国政府的追求。城市是经济增长、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世界上5%的人居住在大中型城市。城市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区域。“创新、教育、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等公共服务均属于城市范畴。“城市化”,现代社会兴起的目标之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常被提起。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过程中,“城市化”、“城镇化”等等关键词一度处于社会转型理论的核心位置。
 
  在人工智能应用日益广泛,新全球化和新工业革命“双新”背景叠加下如何应对社会快速转型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寻求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实现人类“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目标是一个迫切需要做出回应的问题。
 
城市治理的“默认配置”
 
  当代城市治理必须直面“新全球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的双重背景,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全球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构成论说城市社会治理背景的“默认配置”。14世纪开始至麦哲伦环球航行结束的地理大发现对欧洲的影响极为深刻,使得封闭于西方一隅的欧洲走向了世界,增加了各种文明相互摩擦、碰撞、借鉴、交流和融合的机会,开启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分工,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民族经济、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机遇。尽管对于全球化启动的时间及主题,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现代社会的成长过程以全球化为其动力机制是事实。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进程,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新全球化正在重塑世界和区域秩序。
 
  蒸汽机发明驱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使用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基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和颠覆,以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开启人类历史的新阶段:集成电路行业从“硅时代”迈向“石墨烯”时代,移动通信全面进入4G,并开启5G;软件进入“云时代”;生产组织方式从大规模生产转到规模化定制;分享经济、移动经济等新产业形态不断涌现,企业的网络化、扁平化将成为新趋势。第四次工业革命呈现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突破,科技创新和商业创新相结合的新特征;新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与产业革命,对全球价值链结构、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更是一场社会、文化、价值与思维等领域的全景式的整体性变革,将提供社会转型新动能,带来城市风险治理的新挑战。
 
“新工业革命”中的城市社会治理面临挑战
  
  尽管改革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总量极大增加,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困难叠加、风险隐忧交织的诸多挑战。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将原来分置于城乡和不同地域的多种异质性因素聚合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社会融合与社会冲突并置,文化认同与文化区隔交织,大大地增加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新起点;在城市治理方面,2014年8月2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加强城市管理和服务体系智能化建设,积极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用,促进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举行,会议提出要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新全球化与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城市社会治理面临四大挑战:
 
  首先,构建“好的人工智能社会(Good AI Society)”是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不能再被忽略,人工智能甚至有可能让人类失去智慧能动者的唯一地位。传统社会只针对人的产业制度和生产规则将会重组,以适应非人行动者参与;“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面临构建“好的人工智能社会”的挑战。
 
  其次,新兴技术作为节约劳动力速度的工具超过了社会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人工智能正在挑战城市就业结构。2010年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预测,未来10—20年47%的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2016年的世界经济论坛预测未来五年将有500万个岗位会失去。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新型机器人正在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极具竞争力的“新型脑力劳动者”。机器人职业优势已体现在诸多行业。未来更多工作岗位或被人工智能取代。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第二产业中的“第三产业”将重构城市人群就业结构,对社会稳定构成挑战。
 
  第三,网络空间快速生成与伦理规约空间建设滞后的冲突对新时代的道德生活构成挑战。信息技术已全面介入社会生活,人类的生存状况不论从群体层面还是个体层面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已经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我思故我在”转化成当下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我分享故我在”,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全球新公地”,网络个体认知的“圈层化”现象值得关注。在网络空间中,人们除了社会身份,还有网络身份;现实空间的伦理规约及道德价值相对成熟与网络空间中伦理规约和道德价值远未达成共识的矛盾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续。另外,网络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异同和边界并不明晰,网络空间涌现的大量新伦理问题亟待全球商榷。
 
  最后,未来不确定性对新兴领域的高端人才培养及传统人才储备形成挑战。面对不断颠覆的技术创新,各个领域的高端人才需求在急剧增加;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的极大不确定性也导致了人才培养“无所适从”的困境,新兴领域不断出现与原有人才储备不足的情形将长期并存。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多一所学校”与“少一所监狱”通常相伴而行,教育的价值和功能怎么褒奖也不为过,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呼唤又一场深层的教育变革。
 
协同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  
 
  为应对人工智能兴起、“双新”叠加带给城市治理的挑战,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准备、提升认知、做好应对:
 
  超越狭隘的技术工具论认知,实现数据技术的价值回归。基于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能力。数据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大数据时代应当成为人们未来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赋权和激活治理主体,有望达到城市治理“共享共治”的目标。
 
  在新型城镇化中促进现代性与地方性的深度融合。城市化是构成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构建要实现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结合与平衡。推进城市治理中顶层设计与行动主义相结合。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及分配差距,进一步推进城市健康、协同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发挥社会与文化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同时注重实践品格的培育。服务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促进网络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城市同时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演绎和流动空间,网络空间既是现实空间映射,还是现实空间进一步的加工、转化、提升和反馈,是与现实空间形成深刻影响和广泛互动的新的人类活动空间,城市治理应当多维度发力,推进网络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
 
《社会科学报》总第1571期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