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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支撑供给侧改革

作者: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龚刚

    贫困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很低时,人们会用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以维持基本的生存状态,从而储蓄率非常低,缺乏用于发展工业化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出现停滞。要逃离贫困陷阱,必须越过“门槛”,在短期内大量投资,即所谓的“临界最小努力”。按照贫困陷阱理论,常规的市场经济无法让一个处于生存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即不可能完成这样一种“临界最小努力”。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则通过计划经济和城乡分治等手段,强行降低了本国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生存水平,从而积累了发展工业化所需的资本门槛。
 
  当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后,其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此时,生产方式主要体现为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经济则处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部分,属低收入国家。第二阶段是技术的追赶过程。此时,生产方式主要体现为从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型;经济则处于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库兹涅茨曲线的后半部分。
 
  就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经过前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通过计划经济和城乡分治,走出了贫困陷阱——尽管其中经历了许多曲折,走过了许多弯路。1978年,当中国走出了贫困陷阱之后,适时进行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经过了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完成了走出贫困陷阱后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自习总书记2014年5月的河南讲话提出新常态以来,很快又于2015年底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一经提出,经济学家、媒体和官员就开始对其进行各种不同的解释,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是“三去、一降、一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去、一降、一补”吗?
 
  “三去、一降、一补”是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6年部署的五大任务。这种年度工作会议本质上是解决经济当前所出现的短期问题,经济学中称之为商业周期问题。如果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理解成解决短期问题,则无疑大大降低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考察一下“三去、一降、一补”的一些具体措施:去杠杆用债务置换、去产能按比例关掉一些锅炉,降成本采用降价(电价)等等,这些措施很难称之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如,如果“三去、一降、一补”实现了,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顺利完成了?
 
  毫无疑问,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需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并与习近平的另一个经济学思想——新常态——联系在一切,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因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变化,从而要求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适应新常态。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长期增长问题,决不是“三去、一降、一补”等短期波动(或周期)问题。它体现了习近平的对内经济发展战略。
 
  供给决定型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
 
  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长期增长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知道,在这之前无论是在官方、媒体还是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需求侧,是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于是我们不得不问: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而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毫无疑问,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等的变化达到了从量边到质变的阶段(即经济进入新常态),从而对经济体形成了不同的约束,这种不同的约束不仅使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而要求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适应新常态。
 
  在两阶段理论的框架下,我们可以论证: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常态下(即数学模型中的稳定状态下),经济社会已不再是一个需求决定型经济,而是一个供给决定型经济,经济增长率则体系为自然增长率(即人口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从而人均GDP的增长完全取决于技术进步。正因为如此,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供给侧。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
 
  也许有人会认为,尽管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是紧缺的,但中国的许多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因此,很难认定中国是一个供给决定型经济。产能过剩是一种结构性扭曲,由经济增长方式的错配所致。在劳动力短缺下,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经济就可以是需求决定了:任何产能的运行都需要劳动力,当经济社会总体上存在着劳动力短缺时,需求增加,即使是那些过剩产能行业的需求增加,也只能使劳动力因工资的高低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其结果必然是某些行业的产量会增加,某些则会减少,总体则增加有限,甚至不增加,但通货膨胀水平则因工资的上升而加速。正因为如此,只要劳动力不再富裕,经济总体上就是一个由劳动力供给所决定的供给决定型经济。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我们已经认证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两个阶段,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习近平所说的新常态实际上是指中国已进入其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然而,如前所述,两个阶段之间确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
 
  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经济增长的动力充沛。但在第二阶段,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于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增长动力减弱。    
 
  更为严峻的是,在第二阶段,即使是技术进步也变得更为困难。技术进步可分为引进型技术进步和自主引发型技术进步。中国过去的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源泉是引进技术。然而,随着中国的技术水平逐渐接近国际前沿,技术引进的空间将越来越小,这无疑让引进技术的模式走到了尽头。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技术进步的主要模式只能是自主研发。
 
  然而,自主研发式的技术进步绝非易事。不仅前期发展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所养成的惰性使得发展中国家很少有意愿和能力去进行自主研发。自主研发本质上是和发达国家竞争,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量。自主研发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包括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大量的研发经费等。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长期依赖技术引进,缺乏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为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提供足够的激励,其目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容
 
  然而,在没有引进和模仿条件下,技术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其机制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
 
  传统上,人们通常认为技术创新会自然地发生在“硅谷的车库”,这显然忽略了技术创新过程的复杂性、阶段性和所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事实上,任何一个经典和有意义的创新都应被理解为产生于特定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指由公共和私营机构(包括个人、企业、大学、金融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等)所形成的网络,在该网络体系中,人们的交流活动和相互作用使得新技术的研发能得以启动、持续和传播,并最后通过商业化形成实质的生产力。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商业环境、管制环境和创新环境。
 
  商业环境包括企业制度、金融体系和文化因素等。其中的企业制度决定了企业行为,并且通过管理者天赋、企业决策时所考量的时间维度和企业的风险偏好程度等对企业行为进行反映。例如,时间维度对创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追求短期利益的企业是不可能进行研发创新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其中的风投基金等)在创新体系中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许多“硅谷车库”中的创新如果没有风投基金的支持是不可能产生奇迹的,而股票市场能否有效地让科技创新型企业上市,也是技术创新过程中商业化的重要一环。
 
  管制环境对垄断和行业进出壁垒的容忍将严重阻碍企业的创新:一个获得垄断保护的企业是不可能拥有创新的激励。此外,对处于发展阶段的创新型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和对其专利进行保护等显然也会促进和鼓励创新。
 
  就创新环境而言,人力资本体系和研发体系是生产和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它们是一个国家创新的源力。而知识流动体系则反映了知识在不同的人、机构和企业间的流转、扩散、融合和发展,并最后向商业化转移的流畅程度等。例如,在前苏联,其研发投入常为GDP的4%以上,远远高于一般的发达国家。然而,其中的70%用于军事,与此同时,其技术(知识)传播的军转民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从而其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并没有给经济带来高增长。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构建好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为中国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提供足够的激励。这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之道。
 
《社会科学报》总第1575期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