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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合力”

作者: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 颜鹏飞

  ■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调节经济,其特征是多元化一体化,尤其是把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作为其内生变量纳入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总体之中,就是在有效调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客观辩证法运动过程中,精确寻找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合理边界,既能克服市场失灵又能克服政府失灵,在诸种纷繁复杂的调节要素交叉作用过程中,寻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合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颇具争议的热点问题。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论者居于主流地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核心范畴与研究方法
 
  如何界定作为研究对象的核心范畴“生产方式”这一术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术语,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下,马克思赋予生产方式范畴的含义往往是各不相同的。马克思在1872-1875年多次修改的《资本论》法文版中,对于“生产方式”术语的规定性有了甚为明晰的解读。
 
  生产方式主要具有两种涵义。一是生产形式或者劳动的生产条件,即技术条件(生产技术工艺、生产技术方式或生产的物质内容)和社会条件(生产的社会形式);例如《资本论》第1卷共7篇,其中第3、4、5、7篇大都是阐释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二是社会制度或经济制度,例如《资本论》第3卷7篇51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以及“在价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产方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也是颇具争议的热点问题。把政治经济学方法主要归结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叙述方法,是一种流行的观点。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一节中,推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理论:第一条道路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主要使用研究方法;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叙述方法。
 
  我们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对立统一论者。研究方法是从现象进入本质的方法,是以经济现象层次的东西为研究对象;叙述方法是以本质层次的概念和范畴为研究对象,是把本质逐步还原成为包含着诸多规定和关系的思想总体。两者缺一不可。我们还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对立统一论者。这就需要区分两组研究对象,即与研究方法相联系的研究对象(其特征是“问题导向”,从现实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症结),以及与叙述方法相联系的研究对象(其特征是“逻辑导向”,“问题导向”所产生的成果,奠定了逻辑加工的基础)。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运动的总路径和总过程而言,研究对象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而其中的两种方法及其相应的两种研究对象,都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逻辑起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
 
  何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众所周知,《资本论》逻辑体系的起点是商品。选择逻辑起点应该遵循三大原则即始基性、现实性以及抽象性。其一,起点范畴应该包含着此后展开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其终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自己开端的规定性,“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用某种新的规定性丰富了它。”(黑格尔《逻辑学》)。商品——货币——资本的矛盾运动,凸显了商品蕴含着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切矛盾的胚芽。其二,抽象性服从现实性。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产阶级社会财富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具备现实性。马克思之所以最后抛弃具有简单规定性的价值范畴而选择更为复杂的商品范畴作为起点范畴,是因为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仅仅具备抽象性而缺乏现实性。
 
  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提出建立在概念变形论基础之上的“变形的商品”(die modifizierte Ware)术语,这是马克思商品学说的深化和丰富。它是建立在关于概念、术语或范畴变形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反对把概念“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资本论》第三卷,序言〕,它具有“历史的痕迹”,一定的历史阶段才能出现的社会形式,以及存在于好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物质内容。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实际上是一种“变形的商品”。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了变化或者变形,即工人自己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能够生产出来比自身价值还要多的剩余价值产品并且被资本无偿占用,从而转化成为“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化理论,是马克思破解古典政治经济学破产之谜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转化成为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一环。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实际上也是一种“变形的商品”。采取资本形式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特殊的商品”,不花费任何劳动就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一事实表明“资本好象一个摩洛赫,他要求整个世界成为献给他的祭品”,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
 
  迄今为止,商品已经经历了三次变形。从一般的简单商品生产即W-G-W,转化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G-W-G’〕,这里的商品实际上是“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金融商品即金融衍生品或者虚拟经济品(Virtual E Goods)的出现,是商品的第二次变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商品正在进行第三次变形,即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
 
  这种“变形的商品”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起点,《资本论》第一卷开篇第1章就是《商品》;那么,处于第三次变形阶段的商品,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起点范畴。
 
  这种商品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商品,而是一种二元并存的对立统一形态,即在双层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以及多种规律或者机制(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制约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特殊的变形商品。其典型特征是:前提条件的二元性质,即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并存;调节机制多元化,即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并存;商品形态二元化,即商品与公共品并存、劳动力商品化与非商品劳动力并存,以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并存,等等。
 
  如何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条件下的变形商品为起点范畴,演化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基于马克思概念变形理论基础之上的,需要结合当代中国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
 
前瞻性研究: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调节经济
 
  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颁布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5年以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从而表明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正当性。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现阶段应该与时俱进地转向以构筑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体制为标志的“术语革命”和话语创新阶段。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话语基础之上的深化、升华和发展。
 
  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遗传基因、元素和话语。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系统的社会经济调节理论:调节经济的一级本质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和调节,并且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调节经济的二级本质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和调节规律,在各个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
 
  这种20世纪20-30年代,兰格与米塞斯曾经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问题大论战。世纪之交,以智能化为核心,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物联网等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新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信息成为生产要素乃至于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调节的技术基础已日趋成熟,正在破除“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这是对于“米塞斯之问”最好的回答。订制计算社会主义、市场设计理论、新计划经济,新鸟笼经济等新话语,在网络经济时代,不胫而走。
 
  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调节经济,其特征是多元化(诸多调节因素)一体化(社会主义调节经济体制作为总体),尤其是把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作为其内生变量纳入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总体之中,就是在有效调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客观辩证法运动过程中,精确寻找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合理边界,既能克服市场失灵又能克服政府失灵,在诸种纷繁复杂的调节要素交叉作用过程中,寻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合力”。
 
《社会科学报》总第1584期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