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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教育问题背后的恐慌与焦虑

作者:本报记者 乐 君

努力推进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民族要生生不息,当为教育谋百年计。近年来,在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学前教育、幼升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话题热度始终高居不下:就在今年的幼小招生季,“上海市幼升小面试家长奥数题”的话题一度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刷屏”;最近,一则某小学“家长竞选班级家委会”事件引爆了朋友圈,再度触发了家长与社会敏感的神经;再有,近日被社会各界强烈批评的豫章书院虐待和体罚学生的事件仍在持续发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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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话题背后可以看到,面对教育问题,整个社会层面所呈现出的恐慌与焦虑心理。以至于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庞丽娟就在媒体上呼吁:“要尽快研究出台专门法——《学前教育法》,对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建设与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难题、关键性体制机制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为此,记者结合相关案例,采访了教育学、法学、公共政策管理、社会学的专家,对这些教育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深层原因进行探讨。
 
激烈竞争下的群体性焦虑
 
  近年来,在教育领域为争取优质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在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更是如此,不少家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焦虑、恐慌心理,“提早学”“课外学”的现象愈发突出。记者选取了两个代表性的家庭案例。案例一:明明已经是某所知名重点小学的学生。他的学历足可以在上海这个魔都的小升初大潮中“笑傲群雄”。为了冲刺上海某知名小学,大班时,父母给他一口气同时报了学而思、百花和吴品三个培训机构的冲刺班。最后一路过关斩将,从五千多名考生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被该学校录取。案例二:小静在幼儿园阶段已经拿到包括围棋两段在内的多个证书。刚上了小学的她目前周末两天都在外面上英语、奥数等补习班。她的妈妈表示:“课本上的内容太少了,每天学那么点东西,那怎么行?现在竞争多激烈,不补课就来不及了。”
 
  看了这两个案例,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小微教授表达了他的担忧:幼儿园、小学期间过多的补习冲刺,未必对中学以后的学业成就有益。有研究表明,小学数学“校外辅导班的教材内容比学校教材内容平均超前四年左右……伤害了小学生的创造力思维和探究能力。”这是家长把自己过度的焦虑和压力传递给了孩子。“把孩子从小绑上应试应赛的战车,未必是理性的选择,还是要从孩子的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项目助其成长。”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对记者表示:目前的某些教育乱象,既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也同公共教育服务体制不无关系。过度教育和课外辅导并非中国独有,在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也普遍存在,说明这是一种很强的社会文化现象。父母普遍有强烈的“怕输”心态,许多家长抱持的心态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助长了这种现象。此外,应试教育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各级学校都因噎废食,未能提供相适应的配套教育项目,导致幼升小、小升初等阶段衔接不上等外部因素,也强化了某些家长的焦虑情绪。
 
教育立法关键是怎么立
 
  为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多地区已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9月1日,《辽宁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施行。“幼儿园实行小学化教育或要求家长购买教辅材料,将降低其评估等级,处一万元罚款。”(9月1日新华网) 
 
  针对“学前教育立法”的问题,华东政法大学樊玉成助理研究员认为,“学前教育立法不是不可能,但关键在于怎么立。”他认为,很多相关的教育问题本身并不适合用法律条文去约束它,“五年前,上海市教委已经下设了一个教育执法事务中心,可行使调查职能。实际上,补习机构和学校的做法可能扩大了某种焦虑氛围,但是你很难去用法律条文去进行惩处。因为机构、学校和家长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究其原因,这种现实是由我们的综合国情决定的。杨小微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疑虑:“前两年社会上热议我国的义务教育年限要不要延长。看看当前学前教育普遍小学化的现象,还真感觉到向下延长更加紧迫和必要。但是我国幼儿园公办率极低,将其三年或一年纳入义务教育都有不小的难度。辽宁、浙江等省率先出台《学前教育条例》,对幼儿园实行小学化或要求家长购买教辅材料给予降级和罚款,这是一个令人赞赏的尝试。然而,将幼儿园限制住了,那些社会补习机构的类似做法又如何从法律上给予解决呢?”
 
  樊玉成认为,目前相关法律的惩戒力度较弱,应该加大惩罚力度。他认为不宜对立法报以太高的期望值,“最重要的是长期的治理,在社会最基础的方面做出改变。我们要解决的是教育大生态的问题。”
 
社会结构变化催生“教育焦虑”
 
  从社会学立场看,教育本身就是社会分层的工具和测度标准之一。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同阶层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大局变。这其中教育的力量不可小觑。正因为如此,“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样毫无根据的教育起点论调得到广泛传播和社会群体的畸形认同,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教育生长乱象。华中师范大学梅志罡教授将其总结为“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浮躁的社会发展和混乱的社会阶层化。”浮躁的社会发展呈现的是更多的社会发展机遇和毫无准备的或准备不充分的社会个体相遭遇,导致社会个体的思想焦虑和行为焦虑,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对孩子们的病态“催熟”以及“催熟”失败后的“恨铁不成钢”式的惩罚性教育。混乱的社会阶层化则是说明我们的社会分层还不够充分,社会分层的工具标准还不够明白和清晰,由此造成每个人的社会分层认知和自我确认混乱化,催生出更强烈的社会性焦虑,呈现出混乱多元的“社会鄙视链”和更加病态化的教育领域的乱象。
 
  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认为,这类问题涉及了阶层复制或者阶层再生产的问题,也就是代际之间存在下一代人复制上一代的阶层地位问题。他进而分析指出,这类问题的出现,一是与社会竞争激化有关,导致竞争越来越提前,甚至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父母就开始产生为下一代人赢在起跑线上的竞争性想法。二是与中国家庭普遍重视小孩教育的文化传统有关。三是与当前我国教育形式和手段相对单一有关,与我们成才的模式相对单一也有关。“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解决。”
 
积极推进和深化教育改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9月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到2020年,教育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建立,……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缓解,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各方合力推进的格局更加完善……”这显示了政府在教育改革上的决心和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发展更加“公平的教育”,要办好更“有质量的教育”。梅志罡教授认为,这实际内涵了既要保证教育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功能,通过公平教育克服社会的竞争性混乱问题,同时又让有质量的教育能够发挥一定的社会分层工具的功能,促进社会分层更加充分化与合理化,避免阶层焦虑和阶层固化,促进社会阶层的和谐流动。
 
  马亮研究员指出,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扩大优质公共教育资源提供,并逐步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全民共享。可以考虑增加民众的教育选择权,逐步降低户籍、住房、单位等对教育权的人为限制,释放公共教育的惠民效应;探索和完善教育分流机制,使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有适合其特征的发展轨道可以选择;从长期来看,政府还可以考虑通过适当的举措推动社会文化转型,使民众可以逐渐接受多元化的教育途径和成功标准。
 
  作为家庭和个人,也需要从源头上厘清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杨小微教授认为,与其执念于“抢跑”,不如顺其自然,静待花开。
 
  其实,从政府、社会到个人,不同层面都要有所作为,积极引导和缓解目前在教育问题上人们所产生的某些恐慌和焦虑情绪,避免在社会范围内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教育这一重大民生领域中的政策措施正在逐步推进,我们有理由也必须“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社会科学报》总第1584期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