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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药”背后:防止不当医疗扭曲医学真义

作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王 岳

◤ 这个冬天,“流感”的肆虐同时带动了所谓“神药”匹多莫德、奥司他韦等的疯狂销售。应该认识到,药物的滥用已经对国民健康构成极大威胁。为了捍卫公众的健康利益,必须要加强公众对药品的理性认识,对药品的生产、销售和宣传、使用进行严格监管,并将之上升到国家层面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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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网络上“神药”的帖子可谓频频出现,从“一年狂卖7.5亿元的洗脑神药莎普爱思,请放过中国老人”,到“一年狂卖40亿的神药匹多莫德,请放过中国儿童”,再到“抗流感神药奥司他韦该走下神坛了”……我们不由得要问,究竟该如何保护公众的健康?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了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侯云德院士。可见,国家对公众健康方面是非常重视的,在这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但也要看到,近年来,虽然我国医疗费用快速上涨,甚至于超过GDP增长速度,但是老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甚至大量医疗费用无意义地耗费在这些“神药”上。
 
  德国最佳医药记者之一耶尔格·布勒希代表作——《疾病发明者》中明确指出,拥有巨大财富的药品利益集团正在对人类的健康重新定义。全球性的药品利益集团为了赢得最大利润,不惜耗费巨资为这些“发明”的疾病和“神药”正名,并为这些所谓疾病的药物创造新的市场。在医学快速企业化、商品化及世俗化的时代,部分不当的医疗行为已经严重扭曲了医学的真义。
 
  首先,要让公立医疗事业回归公益。这些年公立医疗机构以“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将各种经济诉求转嫁给患者。医院的大楼越来越高,检查设备越来越好,可是医院和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却越来越疏离,他们之间的“信任”受到了严重伤害。在这种逻辑下,医药企业的“商业利益”倒成了医疗行业的“患难朋友”。让医疗事业回归公益性,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医疗机构如同学校一样,回归“收支两条线”的财务模式,根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逐利性。
 
  其次,要让医学、药学专家回归公知角色。医学、药学专家不应当成为医药企业的促销员、代言者,而应当成为公众健康的警戒者、保护者。政府应当建立长效奖励机制,重奖披露危害公众健康信息的医学、药学专家。获得这种奖励,应当比发表科研论文更成为医学、药学专家晋升职称的考虑因素。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医学、药学专家并不应当成为研究型专家,而应当成为科普专家或健康教育专家。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医学、药学专家回归公知队伍,敢于说实话、说真话。
 
  第三,要在现有的药品再评价制度基础上推进制度创新。我国目前的药品管理制度是存在药品再评价制度的,但是效率较低,无法应对庞大的上市药品的再评价工作。对此,政府可以适当地交给社会组织去做。比如,可以设立“药品再评价基金”,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社会组织特别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参与其中,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的药品再评价信息和需求,提高国家药品再评价效率。
 
  第四,社会要形成强有力的患者权益维护组织。实际上,医疗行为、用药行为是否属于消费,在社会上一直存在争议。中国消费者协会实际很难集中力量处理医疗健康产品方面的消费投诉问题,毕竟这只是消费投诉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鉴于其与公众生命安全密切相关,意义重大,我国必须建立从医疗机构、到行政机关再到社会自治组织的三个层面的患者健康权益保护体系:医疗机构中应当建立“患者服务中心”;卫生计生部门应当建立“患者权益保护处”;社会上应当在中国消费者协会系统之外建立一个“中国患者权益保护协会”系统。这样就可以有组织保障地平衡患者个体与庞大医药利益集团的关系,捍卫公众健康利益。
 
  最后,药品的规制要从行政监管走向社会共治。由于医药健康方面的问题往往专业性比较强,所以仅仅靠传统行政监管理念效果肯定不佳,不妨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治理违法行为。例如,针对“莎普爱思”以“模糊用语”误导患者,仅靠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已经不足以震慑违法者,必须通过“公益诉讼”,由检察院或社会组织(例如药学会、医学会以及患者权益保护协会)代表所有使用过药品的消费者,通过“公益诉讼”的途径向违法企业主张民事赔偿,这才可以产生有效震慑。
 
《社会科学报》总第1594期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