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

首页 > 时政·改革 > 列表

重塑“限塑令”背后的成本机制

作者: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志青

  “限塑令”实施已整整10年,就统计数据和笔者的亲身观察等来看,其成效并不明显。比如,有数据表明,2016年全国快递行业消耗塑料袋约147亿个,而国内三大外卖平台一年至少消耗73亿个塑料包装,加起来远超每年节约下来的塑料购物袋。
 
  应该说,10年前的限塑禁令还是有远见的,充分估计到了塑料袋对于环境的危害。塑料袋之所以给环境带来极大的危害,主要仍在于城乡未能实行有效的垃圾分类制度。受此影响,塑料袋的限用、禁用对于环境的直接好处实则不容低估。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制约,10年后再来看“限塑令”,可以发现它并没有很好地建立成本机制,尤其是在环境成本传导上有所不足。也正是由于成本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其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限塑令”的本意是从环境规制出发,强制性引入生产标准和经济手段,来提高塑料袋这一环境污染性较强产品的使用成本,进而减少塑料袋使用,引导包装袋的绿色利用。这个属于典型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政策工具。但事实上,对于一个塑料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环境,造成环境影响成本,并没有很清晰的界定和计算。在现实中,塑料袋的环境成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分类条件下都是有所不同的,如何有效地衡量使用塑料袋的环境成本水平,并解决成本与收益的割裂,实现成本的有效传导,将是发挥限塑令作用的关键之处。
 
  其一,确立塑料袋环境成本的有效决定机制。一般而言,评估衡量一个塑料袋的环境成本大致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方法用塑料袋废弃后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来折算塑料袋的环境成本。理论上而言,是有办法来计算这个成本的,但实际上,由于塑料袋影响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这个计算过程并不容易。第二种计算方法则相对简单,主要是用减少一个塑料袋进入环境系统所花费的成本来折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减排成本”。其中既包括减少使用塑料袋的成本,同时也包括使用塑料袋后进行集中回收处理的成本(如焚烧)。应该说,这两种成本的计算都是有据可循的,以前者为例,使用纸袋子来替代塑料袋就可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但同时要付出生产纸袋子的成本,这个成本理应等同于塑料袋的购买成本才能满足两者之间的均衡条件。以此类推,只要能够计算出塑料袋的最佳替代品的成本,就可以推算出塑料袋的最低环境成本及其可能的成本范围。
 
  其二,形成塑料袋的有效成本传导机制。在科学计算塑料袋环境成本的基础上,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如何将这个成本传导出来,形成市场价格,进而作用于消费者。目前塑料袋的市场价格总体上是偏低的。根据限塑令,塑料袋的价格水平被定在0.5元-1.5元之间,这个水平与其真正的环境成本之间是有距离的。例如,在市场上,塑料袋的价格就远远低于其替代品纸袋和布袋。按照上述成本确定的原则,最接近于塑料袋品质的纸袋理应成为塑料袋的最佳替代品和价格参照物,两者之间的价格也理应是相接近的,但实际上纸袋子的价格是数倍于塑料袋。塑料袋价格与其内在环境成本的大幅割裂意味着消费者实则无法接收到正确的价格信号,从而也就无法在消费过程中做出减少塑料袋使用的决策。
 
  就以上两点而言,10年前制定的“限塑令”在大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新的发展条件下也有必要及时地进行修订,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第一,有必要加强塑料袋的环境成本水平研究。比如,在环境成本上,垃圾分类制度将会大大提高塑料袋、纸袋子等包装集中处理的效率,降低塑料袋等包装分散废弃所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而有可能在未来拉低而不是推高塑料袋的市场价格水平。因此,限塑令有必要与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进进度相适应。
 
  第二,有必要建立完善的成本传递机制,让塑料袋的市场价格能够真正反映其环境成本。因为过低或过高地定价都不利于实现市场出清和福利的最大化。
 
  第三,有必要实施更加严格的塑料袋监管。受新兴电子商务发展浪潮影响,塑料袋的使用来源和途径更加多元化,造成诸多的监管漏洞,使得大量不合格和不定价的塑料袋通过互联网流入千家万户并进入环境。强化这方面的监管将大大提高塑料袋成本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总之,尊重并重塑塑料袋背后的两大成本机制,将是下一步提高塑料袋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所在。
 
《社会科学报》总第1603期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