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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战:财政政策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作者:李 策

  本期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的是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社会科学届联合会主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王战,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市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成果有《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九十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修订咨询研究报告》《上海世博会主题研究》等。
 
  总结归纳本期《首席对策》专访王战的内容摘要:
 
  1,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王战做了十大总结,第一是理论创新,第二是人口红利;现在,人口红利在中国有逐步减少的迹象,用什么来替代呢?那就是,要把我们的产业升级成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此外,中国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们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当东部劳动力成本偏高的时候,中西部还有很大发展机会。
 
  2,财政部近日表明,要依法依规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而目前财政政策保持积极态势,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政策导向使得财政承压,强监管下财政政策有多少积极的空间?该如何更加积极?会在哪些领域发力?王战在《首席对策》专访中表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现实要求采取稳健的金融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不是说原来我们财政政策不积极,是外部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有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乱花钱,核心问题是能不能形成有效投资、有效需求,这是最重要的。用这个观点来检验会发现,有的钱没有投在创造有效需求的地方。
 
  3,创新的领域非常多,不是千军万马都挤到宝塔尖上,否则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让大学生都去开公司,研发石墨烯和碳纤维,创新的范围很广,大学生应该踏实读好书。
 
  4,提升开放水平当中,服务业的开放是个重点,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加大,会倒过来推动中国的服务业进一步地发展。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在我们服务业的比重和国际比较起来,还有很大空间。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较高的进入门槛,例如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
 
  以下是精选的《首席对策》访谈文字实录: 
 
  李策:王战老师您好!财政部近日表明,要依法依规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而目前财政政策保持积极态势,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政策导向使得财政承压,强监管下财政政策有多少积极的空间?该如何更加积极?会在哪些领域发力?
 
  王战:这个问题很好,财政政策,我认为中央这几年宏观政策都是把握的非常准确的,连续几年采取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这次7月份政治局开会,变了一个字,“稳中求变”,这个求变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美国加息,外部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正是这样的情况下面,要求我们采取稳健的金融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不是说原来我们财政政策不积极,是外部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有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乱花钱,核心问题,你是不是能够形成有效投资、有效需求,这是最重要的。用这个观点来检验一下我们前人做的事情,我觉得有的钱没有投在创造有效需求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讲了十几年长江黄金水道,长江黄金水道其中有一条是最基本的,就是船型的标准化,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长江里面形成了标准化的船型吗?没有。如果在这一块里面涉及到将近10万条船,如果10年当中你使它能够变成标准船型,我说中国造船也不是箫条期,而是一个黄金十年。这样的投资会降低我们物流成本,为什么?
 
  运输当中水运成本是最低的,所以现在讲湾区,为什么湾区在工业化社会发展最快?因为在一个湾里是通过水运来组织的,同样的劳动力成本,它的运输成本低,当然它的产业竞争力就高了。长江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条内河航运2000公里,如果我们做好了,说句老实话,可能我们外资朝中国中部西部的转移力度就会加大了,不然的话它要加很多运输成本,我们都是公路运输,过一个省一个收费口,零部件到了港口城市,原来组装完了就出去了,现在它要朝内地走,又有运输成本,做完了要运出去,又是运输成本。中欧班列就是这么出来的,它觉得我从西边走近了,时间快了,所以走中欧班列。
 
  但是光一个中欧班列不解决问题,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以水运为基础,比如说长江的黄金水道,如果能标准化了,它和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比如说中欧班列,空中的运输,形成立体的多式联运,如果这个做到了,我们把这么大一块运输成本降下来,我们和发达国家大概差10个百分点,这个降下来就是我们产业竞争力,就是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动力。所以我是举一个例子,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看准有效投资在什么地方,通过有效投资去创造有效需求。
 
  李策:把钱花在刀刃上面?
 
  王战:是。
 
  李策:目前市场有一种观点认为,货币与财政政策边际转松,去杠杆暂时缓和,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推动基建早日见效。但财政支出能满足多大比例的基建投资的资金需求呢?基建投资和减税是各有侧重还是双管齐下?
 
  王战:我同意你说的双管齐下,刚才我讲了我们要寻找新的有效投资,创造有效需求,带动产业链条很长,足以使我们保持一个中高速度的新常态。现在问题是出在结构上面。
 
  李策: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您曾经提到,中国改革开放有十大窍门。那么在目前国际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国内经济发展承压的情况下,之前改革开放总结出的经验还有哪些还能继续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参考?又有哪些经验需要在新环境下寻求变革?
 
  王战:有十个方面是很值得总结的,但是从什么角度去总结?我们总结不能把它神化,就认为这是一成不变的真理,这不对的,我说要讲辩证法,每一项事情,我们取得了成效,但是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它一定会付出成本,一定有不足的方面。因此我就说如果你把这十方面的成效搞清楚了,同时每一项成效带来的问题是什么,也搞清楚了,那你就知道在新时代,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块需要新做点什么东西,也清楚了。我举个例子讲,比如说这里面成效就讲到一条,我们人口红利,从人口红利讲,国外有一些国家也有人口红利,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我说是加倍的,为什么呢?
 
  50年代我们出生的人口很多,到了70年代改革开放,正好进入就业岗位了,年轻的劳动力。同时我们又实行了计划生育,那就是说一头正好是年轻劳动力进入就业岗位,我们改革开放时代这么大年轻人进去了。另外一头,你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那时候你交赡养系数,养老人的系数很低。所以这两头我们都得利了,但是你把它神化了,就是你不用辩证法去看,那出大问题的。所以十八大以后,三中全会,当时我们给中央写了个研究报告,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们写了十条建议。
 
  我举这个例子说,我们40年当中什么东西我们是有成效的,在看到成效的时候,不要把它神化,要看到在这个后面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副作用是什么,这看清楚的,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新时代,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怎么走,应该有点什么新的举措。
 
  李策:但是一线城市的人都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比如说教育、医疗,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工作压力,政策支持如何根据现实调整应对?
 
  王战:在教育、医疗这些方面,我们应该采取一些相应的政策,关键我觉得还是个住房问题,因为住房问题给现在我们的育龄人口这方面造成的压力太大了,很多收入要用于支付房贷,买房子的问题。这我觉得也就是我们在新时代,在这一条成效当中,我们根据看到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去深化,进一步去解决的。
 
  李策:目前我国正在跨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将落在寻找新动力和挖掘新动能上。您认为目前我国哪些领域或者方向有望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新引擎,国家的改革重点将会落在哪些方向或者领域?
 
  王战:我学世界经济的,我一般研究的是50年经济一个长期的波动,可以这么说。我们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也就是我们实行了开放政策,也正好是上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产品,它进入了成本竞争阶段,当它在暴利阶段,很多跨国公司都捏在自己手上做的,到了成本竞争,它该考虑成本问题了,所以他想到中国农民工了,于是都放出来了。所以我们这40年发展当中的成就,至少在前面30年,我说还是和整个世界经济一个相对,上一轮的相对繁荣期是有关系的,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所以经常在讲战略机遇期,那指的是在世界经济繁荣期的中后段,产业开始往外面转移,给我们拽住了。
 
  但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实际上它在预示着整个世界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长周期,一方面表现在世界经济出现了相对的衰退,同时它的危机,我在研究危机的时候,研究周期和危机的时候一直说一句话,危机和创新是对兄弟,孪生兄弟,危机是哥哥,创新就是它的弟弟,为什么呢?危机表明老的产品过剩了,你怎么来打市场?必须要有新的产品来投入了。
 
  这一轮当中,我觉得和一般的工业革命的周期还不一样,它从工业革命的周期走向了一个信息技术革命周期当中,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是抓的很准的,我在前10年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我至少三次亲自听到总书记讲自主创新的问题,讲上海要建全球科创中心的问题。为什么呢?原来你可以靠其它国家跨国公司产品转移,但是你到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当中,如果你不能通过创新去抓住新的技术产品,这一落后可能就是50年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抓什么东西呢?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因为你在做重化工产品的时候,它是对应城市化的,你猜都猜得出哪些东西要发展,石油、化工、钢铁、建材这些东西,可以国家组织大的企业集团去做。
 
  但是创新这个东西,你不知道市场上需求的是什么东西,像20年前我们并不知道马云做的事情会把它做的这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创新的环境、创新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政府应该是营造这样的氛围。当然大的方向还是看的清楚的,应该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一个深化。
 
  前段时间我们在研究全球化的时候,曾经有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说进入了地球逆人化的时代,也就是说人类按照自己的认识和意志来改造世界,它把这个地球按照人来逆人化了,也就是说如果说工业革命是人类肌肉的延伸,和肌肉相配的各种器官的延伸,现在是神经系统的延伸,这个延伸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我们为地球在安装神经原,那就是单片机的时代,它不互联的。
 
  到第二阶段,我们就把它构造成一个神经系统,那就是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有了以后,它必须感知才有作用啊,第三阶段,我们就看到本世纪初提出了物联网。这个神经系统要去感知这个世界,到现在这个阶段又是10年,我们看到的就是智能、机器人、AI,所以它整个发展,一步一步的,使这个地球能够万物相联,互联,能够感知。但是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它需要有个全球治理,信息时代的全球治理系统,所以路还很长。因此我觉得至少可以说中国在将近200年时间当中,我们第一次抢到了跑道,站在了科技革命的,不说领跑,至少我们跟上了。
 
  李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引领之下,很多年轻人前赴后继地去开公司、去创业,这其中也有很多误区,如何才能使年轻人在创业大潮中拨云见日?在创新方面,我们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足?
 
  王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关键是这个大众是谁,如果你把他界定为大学生,我是反对的,因为毕竟在大学里一夜去创业的也就这么几个人,比尔盖茨,就几个人,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面上号召,大学生还是应该读好书,学好知识。当然对民营企业,有的闯荡,他当初是农民工,现在他有点积累,他说我要做点创新,这是可以的,这里面要注意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告诉他新意味着什么,创新一般10家创业的企业当中,创新的企业当中,最多能够存活一家到两家,所以为什么叫风险投资呢?它风险很大,如果他没看到这条,他闯进去,可能他就出很多问题。第二个,我们对创新的界定上面应该搞清楚,很多人一讲创新脑子里“啪”一下跳出来,我去搞石墨烯,我去搞碳纤维,我去搞AI。
 
  如果全国的人都去搞这些东西了,不知道浪费多少钱,但是创新的范围是很广阔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讲,我是随便举个例子,今天我们讲酒吧,但是今天的酒吧,全部是喝红酒的,外国人酒吧,我们40年来当中,是不是有个中国黄酒的酒吧呢?没有,如果有人做出来,这算不算创新呢?如果你这样去想,创新的领域是非常之多的,你不要千军万马都挤到那个宝塔尖上面,这样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李策:去杠杆依然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要求,市场化债转股这一工具被寄予厚望。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银行系债转股专营机构不断落地,而近期陆续披露的银行中报,可窥债转股专营机构的具体运营。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战:债转股,我想这个办法我们曾经在98年的时候用过,当然后来形成了四个坏资产公司,做的还是不错的,是个有效的办法。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办法是可以屡试不爽的办法,所以对这个东西,那个前提很重要,到底这个企业是什么样的企业,完全是僵尸企业,还是说它本身是资金链在短期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之类的。僵尸企业的最后出路就是应该走向破产,你去掩盖它,只会拖累我们整个结构的调整。但是对有些少数可以救活的企业,我们采取一些这样的金融上的变通办法,我认为还是可以做的。但是也不能说银行在这方面,现在很多银行都上市了,他们自己在这方面,我相信他们对企业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他们会做的,比我们看的更清楚一些。
 
  李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而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较高的进入门槛,例如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您认为我们现在服务业领域的国企改革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战:在服务业的发展问题上面,实际上和开放是有关系的,我们最初制造业的发展也是制造业这方面的开放,中国人是一个学习的民族,他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很勤奋。服务业在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当中,实际上也是我们主动,总书记在博鳌会已经讲到这个问题,所以我相信在我们讲的提升开放水平当中,服务业的开放是个重点,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加大,会倒过来推动中国的服务业进一步地发展。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因为现在我们服务业的比重和国际比较起来,我们这个空间还很大。
 
  所以我始终相信中国在这轮的发展当中,有的人认为,因为这个崩溃论他们也讲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就没看到中国产业结构,制造业结构在调整的同时,我们服务业维持了8-10%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使我们整个增长能够在7%左右,保持这样一个中高增长的常态。
 
  这个态势,我觉得还会有一段时间,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会比制造业更高一些,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这方面的制造业会比传统制造业更高一些。如果有这样的态势,而且通过自贸区改革,我们现在企业感觉登记注册制以后,大量新的企业冒出来,只要这些情况在,我对中国这一轮的结构调整和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原标题:专访王战:积极财政政策是投资有效需求 不是乱花钱丨首席对策)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