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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正当防卫制度的“正确姿势”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阮传胜

  ◤ 一直以来,实践中关于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都存在着一些争论与分歧,主要集中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与时间条件的把握。当我们如此理解、设定、裁断“何为正当”的时候,我们便是在以法理思维践行良法善治,那么,我们也便是没有辜负每一次热点案件对当事者与社会所带来的伤与挫。

 

  一直以来,实践中关于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都存在着一些争论与分歧,主要集中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与时间条件的把握。
 
  正因为如此,现行刑法修改时增加了规定:“明显超过正当防卫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才构成防卫过当;“对‘行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可以采取特殊防卫,致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负刑事责任。”这两条规定,体现了立法机关试图通过放宽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鼓励人们 “见义勇为”。法律规定的修改,体现了立法者试图在社会价值层面,提升私力救济的权重,鼓励人们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私力救济,相关的争论与分歧也因此减少。
 
  对于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的把握,争论与分歧一直没有停止,有时甚至很激烈。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正当防卫只能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不法侵害行为还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则不属于正当防卫。至于究竟如何理解与把握属于“正在进行”,刑法规定并没有涉及。也正是因为此,对于何为“不法侵害还未开始”、何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才会产生争议。笔者现对“不法侵害行为是否已经结束” 聚焦讨论。
 
  正当防卫属于私力救济的一种。可能出现正当防卫的情况,行为人所处的客观环境往往是因为公权力无法及时提供救济。实践中,“不法侵害行为”常常是突然的、急促的,防卫者在仓促、紧张状态下往往难以准确地判断不法侵害行为是否已经结束。因此,对于“不法侵害行为是否正在进行”的判断,应当以在当时情形下,采取防卫行为对于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是否具有必要性为根本依据。  
 
  因此,对于“不法侵害行为是否已经结束”的认定,不能孤立地去分析某一个、几个防卫动作,需要按照整体认定的思维,整体性地判断行为人的行为,需要根据不法侵害人是否不可能再继续实施侵害行为、威胁法益的侵害危险是否已消失加以判断。在认定上,应充分考量防卫者面临的紧急情况、是否仍然面临被侵害的危险,加以判断。
 
  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规定,既可以保护防卫者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树立鼓励见义勇为的良好社会价值导向。在现代法治社会,在公权力不能及时而有效地介入的特定时空范围内,面对不法侵害,防卫行为无论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有其正当性。正当防卫制度的制度价值也基于此。长期以来,对这一法律制度的适用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对正当防卫掌握过严、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趋于保守。
 
  法律规定的明确指向是“激活”正当防卫制度的基本内涵。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并非判例法国家。刑法的最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规范的基本要求是: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明确化,即对于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必须有明确的规定。
 
  所谓的“法定化、明确化”,应当是指包含在法律用语的逻辑涵义之内,能够为一般公民的通常认知所理解的行为或者情形的规定。作为阻却违法性的事由,罪刑法定原则具体到正当防卫的界定与把握上就是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在哪些情况下不能正当防卫,发生了哪些情况才属于防卫过当,应当有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法律规范具有引领社会之价值判断的指向作用,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规则无疑也具有此种功能。
 
  关于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笔者建议,刑法宜明确规定包括判断、把握“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结束”在内的正当防卫时间条件的基本向度,提供一个明确的判断、评价的基本准则。
 
  在我国,基于《立法法》的规定,修改刑法的权限与立法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司法解释权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为了更好地“激活”正当防卫制度,减少与避免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与分歧,更好地彰显正当防卫的制度价值,可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抑或“两高”对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通过更明确的规范加以明确呢?如此,是否方为“激活”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正确姿势”呢?如此,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也会更好地在遇到“不法侵害”的情况下,确定其行为选择,而法律规范也会更好地引领社会的价值取向。
 
《社会科学报》总第1625期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