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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理思维审视正当防卫问题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院 丰 霏

  和既往的热点案件一样,昆山于海明正当防卫案引发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在对该案结论的宽慰之外,回想起来,这样的社会热点案件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姓热议的焦点,往往是因为朴素的正义情结将人们带入那戏剧般的案情,片段性的证据再现了案件梗概,身临其境的旁观者变成了设身处地的评审团,立场选定之后,人们充当起法理与情理的诠释者、两造一方的代言人或司法机关的场外智囊团,以不同的角度主张正义,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修正、改进那原有的朴素的正义观和法律观。如若将热点案件中百姓之议论过程视为一次次法理思维的全民试炼,那么这些热点案件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便是社会大众法理思维渐进成长过程中必要的烦恼。其实,每一个热点案件的发生和评断既是社会进步成长中的烦恼,又何尝不是推进社会发展、民众观念进步的宝贵经历,对其进行法理总结便是巩固民众法理思维进步成效的最好方法。昆山案便为我们提供了锻炼法理思维的机会,让我们用法理思维审视正当。
 
  “法律不强人所难。”这一则有关法理的经典表述被作为于海明正当防卫的辩护原点,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近年来的多个热点案件之中,被人们作为审视正当的标准,借此评断行为的正当性和法律的正当性。事实上的“难以遵守”一方面会削弱甚至消解法律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会增强或证成违法行为的正当性。所以,“要求不可能之事”常常被看作为一种“造法失败”。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说的,“一部要求人们做不可能之事的法律是如此的荒诞不经,以至于人们倾向认为:没有任何神智健全的立法者、甚至包括最邪恶的独裁者会出于某种理由制定这样一部法律。”“立法者必须确保法律的要求没有超出其所约束的人们的能力。”然而,怎样确定人们能力的限度呢?为此,我们在理论上确立了“理性”的标准,要合乎人们的能力所及就是要合乎人的理性。法治实践中,抽象的理性标准总是要转换成可验测的现实样板,于是“常人”成为了“理性人”的替身、“常理”成为了“理性”的坐标,在司法实践中导引案件裁判结论。往往到达“常人”标准、符合“常情”的行为就被视为正当,而未尽“常人”之应尽义务而有违“常情”规则的就被视为不正当。在这一点上,法理与常理并不矛盾,法理包括了常理,法理思维也就是常理思维。
 
  然而,有人也指出“法律不强人所难”并非是不可置疑的真理。一方面,“常人”并不是一个在内容上固定而普适的标准,其往往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在内容要求上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常人”的标准往往是一个面向过去的标准,而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法律总是被希望能够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有所作为,自然也被冀期于促进“常人”的理性发展与素质提升。所以,在法律上设定一个略高于现实中“常人”的行为标准,以此适度引导并规训民众,从而促进社会进步,看上去似乎也是再正当不过的。在法律制度上,用奖励的方式促进人们克服懈怠、自我创新,用惩罚的方式督促人们避免冒进、自我克制,也表明法律往往希望“常人”克服困难、超越自我。的确如此,对于法律而言,判断正当的标准有时并不一定来自于过去的经验,有时也来自于未来的期待。此时,法理超越了常理,它倡导的正当意味着期待比“常人”更加理性。
 
  如此一来,“正当”的标准就有了两个,一个低一些,一个高一些。根据这两个不同的标准,我们判断法律和行为正当性的结论可能就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众多法学家都热衷于解除或调和这种冲突,我们也可以从中收获很多法理启示。当我们将法律看成是人类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治理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外在的立法者的命令或训诫时,高的标准便和低的标准一样,都源自于一个社会中人们对自我如何成为社会合格一员的共同想象,而非某种外部设定。故而,如何确定正当,在根本上总是要依赖于社会中人们共同参与下形成的共识,而对正当的判定也应当以扩大人们共识、促进人民共治为根本皈依。我想,当我们如此理解、设定、裁断“何为正当”的时候,我们便是在以法理思维践行良法善治,那么,我们也便是没有辜负每一次热点案件对当事者与社会所带来的伤与挫。
 
《社会科学报》总第1603期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