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

首页 > 时政·改革 > 列表

引入行为助推手段提高公共政策有效性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王湘红 马万超/博士生

●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呼唤精细化公共政策,基于行为科学的个性化助推政策可以为新时代我国公共政策提供解决方案。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个体有限理性、个体异质性都可能导致传统的一刀切式公共政策失效,新时代呼唤个性化、现代化的公共政策,将政策影响触角深入到影响微观个体决策过程。由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提出的“助推”(Nudging)理论,注重微观个体行为的精细化促进方案,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实践表明,“助推”机制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在不限制人们选择机会,也不显著改变外部经济诱因条件下,按更优化的方式进行选择。助推方法是基于对人们在特定选择环境中的有限理性的行为倾向的考虑而设计的,通过改变环境,能够达到成本小、收益大的政策效应。
 
助推不同于“自由放任”和“一刀切”政策
 
  “助推(Nudge)”一词来自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家塞勒教授和哈佛大学法学家桑斯坦教授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助推》,含义 为轻微但有针对性的政策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助推不限制人们选择的机会,也不显著地改变经济诱因,而是通过心理和社会机制,构建个体选择的“环境”,来优化选择和改善福利。塞勒的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指出政府可以使用更隐性的策略来引导公众达成特定选择,政策制定者可以在选择体系设计方面进行优化以制定出更有效的公共政策。通过情境打造和物质安排,政策设计者可以促使对象做出设计者所希望产生的行为或决定,整个过程就像是“用胳膊肘轻推一 下”。助推不同于“自由放任”和“一刀切”政策,是一种目标主体有自由选择机会的温和家长主义。塞勒和桑斯坦把“助推”理论的哲学基础定义为“自由主义式的家长制”。在他们看来,“助推”在刺激行为选择、改善个体福利上具有家长式作风,但其毕竟让目标主体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举例来说,助推正如 GPS一样,将人们引导到某个方向,但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路线。这可能在激励上有利于人们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和有利于人们形成有效的行为习惯。近年来,发达国家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开始重视助推,并将其应用于公共政策领域。
 
我国当前经济问题和公共政策助推手段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不平衡等方面,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创新能力、民生领域和市场化改革不充分等方面。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高度重视公共政策的开发与利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要在政策制定中密切关注现实状况和人民需求, 在微观执行中注重发挥各种政策要素的作用,将具体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呼唤精细化公共政策,基于行为科学的个性化助推政策可以为新时代我国公共政策提供解决方案。国际上已有助推在公共政策实践中的成效值得我们借鉴。英国行为洞察力小组通过社会规范、信息传递、设置默认选项和信息披露等大幅提高了公共政策的效率。比如,纳税者收到英国皇家税务和海关总署的信件,信件中表明大部分纳税者都及时纳税,这使得纳税率显著提高。另外设置web链接的默认选项有效提高了收税率。在美国,人们同样积极利用助推机制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例如,美国得克萨斯州高速公路上常有人扔垃圾,并且扔垃圾的多是18-24岁的青年。为此,政府请来年轻人喜欢的橄榄球队员和歌星拍摄拾垃圾广告。让球星一边捡垃圾,一边大声埋怨“是谁在给得克萨斯抹黑?”广告投放的第一年,乱扔垃圾的行为下降了29%,而在随后的 6 年中,则下降了72%。再比如,华盛顿的“天天烧烤”餐厅将低于600卡路里的菜品印在菜单非常显眼的位置,促进了人们健康消费。助推政策在英美等国家已经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以极小的成本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福利和社会的效率。在我国,一些公共政策和组织行为也采用了助推的思路,起到了较好效果。比如,在消费领域,零售业近年推行的宽松退货政策提高了消费水平,也提高了产品质量,政府规定的“七天无理由退货”政策类似于一种默认规则。在消费场所贴出消费保护提示能够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和了解维权手段。在交通中,交管局实时发送短信提醒天气状况和特殊事件,使得司机可以较好安排行程时间,这是通过信息披露方式提高效率。除了政府措施,一些居民自发组织活动,通过类似事前承诺办法提高自身健康消费。比如跑步小组定期组织组员跑步,组员间起到了互相监督作用,这种方法也为一些商家提供了创新的经营模式,为健身消费者在网络上提供了多种自我承诺服务。还有很多在学术界有所探索的助推方案,但在现实政策中还没有进行推广实施。就目前所知,我国学者已经在消费、交通、健康、纳税、节能环保等领域进行了助推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消费领域,学者的研究发现,对实验处理组发送参保后的退休工资信息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消费。在交通方面,针对性地给车主发送之前在哪里违规的短信使得交通违规行为减少了15%。在纳税领域,给纳税人提前发送提醒能够显著提高按时缴税率。在节能环保方面,在汽车导航系统中加入节油路线信息,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实验研究还表明,行为助推机制在协调收入矛盾、促进公共合作方面有较好的效果,而一刀切的限制政策,比如最低工资、最低捐献额,可能对人们的内部激励有挤出效应,需要多方面评估。这些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没有广泛应用到现实生活的政策制定。相信随着对助推思路和人们有限理性的了解增加,我国的政策制定部门也会将助推在多个政策领域进行应用,以更好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经济结构、优化公众利益和提升社会福利。 
 
促进助推在公共政策领域应用的建议
 
  行为助推理论吸纳了当代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其他行为经济学的新思想,将之引入公共政策领域,有助于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共政策分析框架,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为了促进助推在公共政策领域 的应用,我们提出以下两个主要建议:第一,加强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尽快地把最新的行为科学纳入到干部培训的体系,给政府官员讲解行为科学和助推理论,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优化和政策出台密集的时期,运用助推来制定和改善公共政策具有广阔前景。第二,在政府中建立相应的专业行为助推研究和推行机构,通过改造现有机构或者创建全新机构,比如行为洞察力小组,更好地集中研究各领域的公共政策,为各个部门政策制定提供研究支持,协调各部门的相关技术合作,并要求各部门制定政策时按照助推理论进行实验评估。(资料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提供)
 
  《社会科学报》总第1637期3版   
  未经允许 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