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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两国合作空间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吴心伯

  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是中美关系不断发展深化的一个过程,从最初在战略层面上的接触合作,扩大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互动交流。第二个阶段是1989年到2008年,这是后冷战时代,中美重新定位双边关系框架。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并且在这个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中美关系也获得了新基础,两国在经贸领域以及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构成了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两大支柱。第三阶段是2008年到现在。中国开始推行大国外交,中美关系也面临着重新定位、重建框架的问题。
 
  整体来看,中美关系在这四十年间一直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两国各自发展程度和发展状况的变化,以及各自外交战略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在这个过程中,两国也在不断地探索如何扩大合作的空间。从冷战时期的战略合作到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国际事务、全球治理等等,合作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增长点。对于出现的新问题,两国也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管控分歧。今年以来,美国政府视中国为“竞争者”、“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推动美国对华政策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给中美关系带来重大冲击。
 
  首先是展开全面竞争。政治上,既要阻止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又要提防中国对美国社会的“渗透”。经济上,既要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和中国市场开放问题,又要阻止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还要改变中国的产业政策。安全上,既要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又要抑制中国在地缘战略上的拓展。
 
  其次是脱钩。为防止美国的高科技流向中国,要推动中美在技术上脱钩,为此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迫使中国改变对外资的相关政策,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禁止中国学生学者赴美学习敏感技术专业和在美从事科研活动。为减少美国国防工业对华依赖所带来的风险,推动中美在产业链上部分脱钩,让美国国防承包商将其在华生产基地迁出中国。
 
  第三是限制。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基调从接触向竞争转换,美国将对中国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或者为了防范所谓中国的政治渗透而限制中国媒体、文化机构(孔子学院、基金会)在美国的活动,或者为了报复中国的相关政策措施而限制中国公民获得美国签证,限制中国外交官在美行动等。
 
  第四是施压。针对所谓中国企业或个人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从事网络商业间谍活动、违反美国相关政策(如对伊朗、朝鲜的制裁令)的行为,或采取司法行动,或进行制裁,或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压。
 
  在此背景下,当前中美关系出现了空前严峻的形势。
 
  首先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突出。这里既有力量对比的矛盾(美国要保持老大地位,防止被中国赶上和超越)和利益分配的矛盾(美方认为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这对美国不公平),又有政治经济体制的矛盾,还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
 
  其次是两国关系模式转型。中美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模式转换到竞争主导型模式。奥巴马时期两国关系中的合作、竞争都在上升,现在则是合作面在缩小、合作的动力在下降,而竞争领域扩大、竞争力度大幅上升。
 
  第三是双边关系缩水。今年以来,随着贸易战硝烟弥漫,中美外交互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都呈现下降趋势。特朗普执政后双方启动的四大对话机制今年仅举行了外交与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三个机制停摆,许多其它双边磋商机制也无法运作。由于美方加大政策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大幅下跌,降至2010年来的最低点。人文交流方面,美方在踩刹车,甚至开倒车,一些与中方的合作项目被终止,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有选择地对中国学生学者关上大门。
 
  长期以来,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被认为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虽然两国政治关系起起伏伏,但经贸和人文纽带仍在不断扩展,而当下,美国政府的政策正在严重削弱这两大支柱。
 
  说到底,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两国合作空间有多大,共同利益有多少。从双边层面看,两国经贸合作的空间仍然很大,尽管眼下有较大的贸易摩擦,但实际上两国谁都离不开谁,中美经济不可能真正脱钩。从地区层面来看,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离不开中美协调。从全球层面来看,两国也可以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许多全球治理问题上进行合作。尽管美国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但从长远来讲,美国还是会回归这个多边合作框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离不开中美的合作。因此,当下的困难不应使我们对未来失去信心。
 
《社会科学报》总第1639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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