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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巨大挑战

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 俏

  中国经济过去40多年的发展速度有多快?数据是最好的答案:中国大约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创下全球有史以来反贫困方面最杰出的成就;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例从1%激增到25%;中国完成了12.7万公里的铁路建设、13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建设和2.5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建设;中国的应用型高新技术快速发展,2017年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超过2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猛、连续三年销量稳居世界第一……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创造这些奇迹?从宏观角度分析,有四大原因:第一,政府顶层设计与激发底层活力结合,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产业的崛起成为可能,进而完成工业化进程。第二,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逐渐从价值链的低端领域向高端领域迈进,这一过程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第三,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带来了资本也激发了活力,有利于资源更有效地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第四,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审慎有序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相配合。
 
  从微观基础分析,中国企业在迅速崛起:《财富》全球500强中,中国企业在数量上已超美国。当然,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要素领域。以A股市场为例,市值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除茅台外全是提供要素(资金、原材料)的企业。
 
  从宏观到微观均可以看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密码”。
 
最大的不确定性
 
  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已结束,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年均增速?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目前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美国的43%。换言之,在同样的生产要素条件下,一人一台机器,中国生产的产品数量只有美国的43%。
 
  光华思想力课题组测算,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时,在全要素生产率(TFP)方面至少应达到美国的65%左右,这要求中国TFP的年增速比美国高出1.95个百分点。美国TFP的平均增速为0.7%—1%,相应地,中国的年增速就必须达到2.5%—3%。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几乎已结束的情况下,要实现这一增长目标难度很大,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例如:第一,服务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工业化时代适合全要素生产率(TFP)保持高速增长,但中国工业化进程基本结束,到2035年,服务业的GDP占比将达到65%,在服务业领域保持高TFP年增速并不容易。除了服务业,还要关注农业。目前,农业对GDP的贡献是7%多一些。农业用了27%的劳动力。2035年,农业的比重将降至3%,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不过4%,也就意味着,未来16年,20%—25%的就业人口,需要从农业、低端制造业流向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力将重新配置,必然面临艰巨的挑战,这就是新变局的不确定性。第二,“人口的老龄化”。203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3.5万国际元,对应日本2004年的水平。同等的收入水平下,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将达到23.29%,日本在同等收入水平下不过14.15%。这表明,2035年,中国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下降,未来投资率会受到影响;对需求端的要求也在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如何顺应人口变迁的影响,是新变局下的巨大挑战。第三,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投资空间很大,但是,提升投资资本的收益率非常关键。以上市公司为例,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乏善可陈:20多年来平均收益率不过3%,这一数字非常低,所以,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也很重要。
 
四大结构性力量
 
  把中、长期的结构性挑战误认为是中、短期宏观政策问题是极其危险的,应对挑战需要用结构性的方法。对于未来,我持乐观态度,中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方面仍有很多利好的结构性力量。第一,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也就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空间。第二,“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云计算设备等。第三,“大国工业”。如发展民用航空等大工程、大工业,会继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第四,“产业变迁”带来的机会。这个过程中,资源需要重新配置,也会带来效率的提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靠两点:技术和激励机制。除技术外,“制度改革”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能形成一个庞大的制度红利空间,合在一起也许会创造出“保持全要素生产率(TFP)较高增速”的奇迹。
 
  中国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思维框架,而是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维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不在于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在于以开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发展中的第一性问题,并不断探求以现实可行的方法去破解这些问题。(本文系作者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国年会上的发言)
 
  《社会科学报》总第1684期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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