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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我们的文化创造力

作者: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周舒燕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以想象不到的速度影响与改变着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4G时代迎来了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产业的迅速崛起,而5G时代的到来则意味着如日方升的短视频行业很快面临着转型或升级。根据2019年12月发布的《未来媒体蓝皮书:中国未来媒体研究报告(2019)》所预测,视听产业即将随着5G而再次爆发,“近几年风头正劲的短视频风口仍在,但在5G大规模商用后估计会进行新一轮的洗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视觉性方面,5G将与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及4K/8K高清技术有效结合。简单而言,即可实现移动直播的随时随地,视频观看的身临其境,以及更高程度的互动性。同时,高清视频播放将畅通无阻。这也意味着视频的长短将不再受流量的限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想象未来短视频将会被何种新的视听产品所取代,正如在3G时代极少有人预测到短视频文化的全民爆发一样。虽然信息技术推动着文化的变革,但是就像文化研究者们对于技术决定论所反思的那样,在这股浪潮中,文化中的大众群体不仅可以能动地使用技术,而且也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技术结构进行调整。(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因此,决定着媒介文化产品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非是某种技术形式,而是文化群体的创造力能否借新技术被不断激发。我们有必要继续思考,当前包括短视频/直播在内的视听产业发展如何能在一个即将万物互联且高度视听化的媒介文化中保持内容生产的创新与文化传播的活力?
 
  首先,文化创造力来自于文化的差异性。短视频作为以内容为核心要素的新兴产业业态,推动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当我们将2014年视为“短视频元年”,来回顾过去六年短视频及直播的历程时,可以看到这一产业是如何极大地吸纳了民间文化、特别是网络亚文化的符号生产力。文化创意往往出现在非社会中心地位的群体中。我们可以从代际、城乡、性别这些标记社会身份与权力的关键词入手,来理解当前短视频文化中最为突出的青年vlog、三农短视频和网红女主播。这些类型的出现并非文化的分层,相反,在短视频的广泛传播中,它们正在进一步消融草根与主流、民间与官方、文化与商业的边界。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中曾谈到,“融合的发生并不是依靠媒体设施”,而是“通过人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来实现”。我们可以想象5G所带来的视听产品会如何加速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与碰撞,而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融合,是确保其文化价值生产的基础。
 
  其次是文化创意的可持续问题。短视频产业的发展让我们看到,其内容生产的新旧更替较之传统文化创意产业而言更为迅速,这意味着新媒体时代的视听产品对于创意的需求愈加迫切。短视频生产常常经历着从创意出现时的火爆,到商业化或公司化之后的模式化产出,再到创意走向枯竭的三个阶段。此外,抄袭模仿等现象也在阻碍着原创的发展。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产业和文化创意之间总是存在着潜在矛盾,即类型化、模式化的出现往往是商业运营上的成熟,但却是文化创意上的萎缩。因此,如何平衡短视频文化生产的商业主义导向和内容创新,或者说视听产业的发展如何能够不断鼓励与保护参与群体的创造力,是一个迈入5G后仍需不断探索的问题。从“万合天宜”、“暴走漫画”等新媒体公司的兴与衰,到此后以papi酱、李佳琦、华农兄弟、李子柒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红人持续成为文化热点,并带动相关群体经济,这些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文化创意生产与新的商业消费相融合的轨迹。
 
  最后,需要关注视听产业中的创意劳动者。短视频/直播行业不仅塑造了新的文化消费产品,也开拓了新的运营及盈利模式,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2019年,日本NHK制作了一部名为《中国网红:推动巨大市场的女性们》的纪录片。片中指出,当前中国的网购市场规模位于世界第一,达128兆日元,其中四之分一是在直播平台网红的带动下产生的。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正在成为新媒体行业中的主力军,但这些行业也存在着不稳定、不规范及过度劳动的问题。随着平台经济、薪资红利化的兴起,许多政治经济学者提出如“创意劳动者”、“玩工”、“玩劳动”等概念,用以剖析短视频、直播、游戏、网剧等产业中的劳动者状况。(徐林枫、张恒宇,《“人气游戏”:网络直播行业的薪资制度与劳动控制》,《社会》,2019年第4期)事实上,这些劳动者是未来视听产业发展的关键,其创意劳动决定着产业的生命力。而随着未来视听产业的新一轮爆发,预计将会有更多新兴媒体行业及就业机会出现。在新的经济形态下,如何在吸纳创意的同时保障从业者的利益,亦是产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社会科学报》总第1691期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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