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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产业竞争已箭在弦上

作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芮明杰

 
  2019年度是我国经济与产业发展遇到挑战的年度,一方面由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全球经济波动乃至下行,令投资者风险担忧加剧,也使中美两国经济与产业发展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下行的趋势,稳增长、调结构依然是本年度经济工作与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2019年稳增长、调结构是重中之重
 
  2019年从宏观基本面看:GDP增长速度放缓。从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总体增速维持上一年度的放缓态势,继续下降。失业率有所上升,居民收入增幅下降。CPI有所上升、PPI下降。2019年7月起PPI转负并持续向下,显示生产者原材料价格下降,通胀通缩压力双显。
 
  从产业发展状况来看: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下降较大。本年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略有波动,四个季度分别同比增长3.5%、2.7%、3.3%和2.7%;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在2019年度降幅略大,从年初的高点6.1%,降至第三季度的5.2%;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依旧维持比较稳定的状况:2018年第四季度为7.4%,随后有所下降,于2019年第一季度达7%,第三季度回升至7.2%。
 
  三次产业结构基本稳定。本年度第三产业贡献率保持稳定,2018年第四季度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为56.9%,2019年第一、二、三季度分别为61.3%、59.3%、61.2%。第二产业贡献率占比较上一年度略有上升,平均比上一年度同期增加1.3个百分点,从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前三季度处于36%上下。第一产业贡献率占比从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前三季度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
 
  产业投入使用效率不高。从资本使用效率来看,多数行业的资本产出系数在近几年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说明以往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不断降低,国家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高质量增长。从劳动力的产出效率来看,虽然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不断增长,但是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近几年不断走低,鉴于中国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这一现状,说明第二产业急需转型和发展,防止出现第二产业的低端锁定问题。同时,从劳动力投入的学历分布来看,本科和研究生等高质量的人才占比非常少,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知识和技术型人才的比例。从能源使用效率来看,我国的1单位能源消耗只能产出5.69美元产值,低于世界7.91美元的平均产值,说明我国能源使用效率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产业发展的产出效率需要提高。本报告从产业体系中的五种关联入手,以产业链为分析对象,深入分析了产业上下环节、左右相关之间的关联效率问题。总体来看,我国产业链上下游之间还存在非常多的低效率问题。具体来看,从产品关联视角,多数产业的中间产品投入率较高,产业增加值较低,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增加值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业。从技术关联视角来看,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需提升,关键核心技术不强,难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价格关联视角来看,由于我国上游多国有大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价格波及效应可能会损害下游中小企业的利润。从投资关联和劳动关联的视角来看,目前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投资和劳动力就业拉动作用较大。
 
  产业政策的结构需要调整。报告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产业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一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行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在于战略性新兴行业需要投资数额大,风险高,行业特性导致各国普遍选择产业政策进行扶持,以提升企业家信心。报告研究发现,目前各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产业政策已经不少,这些产业政策的实施的确促进了新兴产业快速增长,但也发现了政策效率不高的方面,例如一些新兴产业出现了过度依赖政府补贴的现象,一些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升反降。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设计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功能性产业政策偏弱,导致对良好的市场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的维持不够,有过分干预市场的现象。这样就减低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有违设计产业政策的初衷。产业政策的实施效率与产业政策实施的配套措施也有密切相关性,例如关键人才培育以及政策配套,知识产权的监管,产业发展创新的服务状况等。
 
  2019年度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不均衡状况。西部地区GDP增长最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东部、中部经济增长乏力,东北地区经济有所起色。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与各区域产业发展的不均衡相关,与资源禀赋、产业发展条件有很大的相关性。报告发现四大区域产业发展的投入产出效率也有很大的差异,总体上是东部地区效率最高,次之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效率差一些。投入产出效率的状况直接反映了经济与产业发展方式的问题,总体上我国各省区经济与产业发展方式还是以粗放为主,未来需要大力调整发展方式,提高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未来全球产业竞争的特点
 
  在本世纪初,新一轮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发展竞争已经开始,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告诉我们,贸易摩擦的背后是产业体系、产业链与产业的竞争,也是科学技术与创新的竞争,更是高端人才的竞争。这样的竞争态势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是全新的全球竞争,其中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已经箭在弦上。现在至不远的将来新一轮全球新兴产业竞争会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产业标准制定的竞争。新一轮产业竞争的最大特点是新兴产业标准、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建立者的争夺,即谁能够建立起新兴产业的标准尤其是技术标准、产品标准、生产标准,并获得足够大的市场,那么这个国家的产业就赢了,企业就赢了。例如5G产业的技术标准一直是华为孜孜以求的,2018年2月23日,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召开前夕,沃达丰和华为宣布,两公司在西班牙合作采用非独立的3GPP 5G新无线标准和Sub6 GHz频段完成了全球首个5G通话测试。华为成为此标准的主要制定者,这就是华为在5G产业方面的强大竞争力所在。
 
  产业链、价值链治理权的竞争。所谓产业链、价值链治理权是指能够掌控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产业与供应商的软实力。在产业链、价值链全球分布的今天,产品尤其是高端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与研发实际上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相关产业供应商合作的结果,虽然这种合作是基于全球市场与多边贸易信用的,但拥有产业链、价值链治理权的企业往往掌控了产业链或价值链上的关键资源、核心技术和广阔市场,例如半导体产业链上的芯片加工设备、芯片设计、高端芯片制造技术等就是如此。因此一旦竞争力趋于恶性,谁拥有产业链、价值链治理权谁就可以卡他人脖子。
 
  产业发展的平台竞争。平台已经成为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组织者。产业发展的竞争已经表现为平台的竞争。从2017-2018年的产业规模增长率来看,社交型电商平台支持该行业增长了2.5倍,短视频平台行业增长率超过100%,共享单车、第三方移动支付、网络购物、网约车、O2O外卖平台等的发展,其行业增长率也十分可观。例如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平台,工业互联网的标准制定者领先者是GE公司,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转型发展的最重要平台。我国从2018年开始推进这一平台的建设发展。产业发展的平台竞争已经全面展开,未来会更趋激烈。
 
  产业技术创新的制度竞争。新兴产业发展与竞争的背后首先是产业新技术与创新的竞争,是新技术、新产业创新的效率竞争,也是推动新技术新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效率的竞争,好的制度可以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合作巨大积极性,激励创新成果。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政府开始对科研院所等开展“独立行政法人”改革,使其由“国家机构”转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行政法人”,其核心特征是转变政府职能,下放权力、赋予用人单位自主权,结果取得了显著技术研发成果。在此基础上,2015年日本政府对《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进行了修订,首批31家“国立研发法人”被正式批准设立,其目标是提升日本产业技术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目前,日本又在积极探索“特定国立研发法人(超级法人)”制度的设立,以期打造具备世界最高研究水平的研发机构,出更多新产业新技术成果,保持日本产业未来领先地位。
 
  产业创新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已经从争夺产业创新人才、产业高科技人才到今天的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设置障碍隔离竞争对手国家的人才,采取不接受其受教育,不接受其工作这样的竞争手段以保护技术的领先性,尽管这不利于全球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但至少保护了自己的技术秘密。从美国的近期表现可以看到,对产业创新人才的竞争已经到了如此阶段,因此我们必须对现有教育体系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培养未来科学技术与新兴产业技术人才;同时建立新的人才引进、使用体制机制,如深圳已经宣布海外人才到深圳工作,可以减免(补贴)个人所得税至15%。粤港澳大湾区都可以应用此政策,加上香港几所世界级大学的教育体系对人才的培养,可以预计未来发展不可限量。
 
 
  《社会科学报》总第1692期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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