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

首页 > 时政·改革 > 列表

疫情应急管理要理顺几种关系

作者:南京大学 童 星

  1月25日即农历正月初一,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作出专门部署,李克强总理任组长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非常态的应急管理。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场疫情阻击战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场疫情的暴发与应对,需要我们从应急机制、信息管理和资源配置等方面认真反思。
 
  应急管理体制应区分常态与非常态    2003年抗击非典后,中央确立了“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体制,在各级政府办公厅(室)内加挂“应急办”牌子,形成以各级党政领导和应急办为枢纽的应急指挥系统。这种“举国体制”式的应急管理经受了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考验,被证明是符合国情、基本可行的。其中也存在全灾种管理与全过程管理难以兼容的问题。2018年成立的应急管理部专管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交给卫健委,社会安全事件的应对交给公安部,以全灾种管理上适度的“退”换取全过程管理上真正的“进”。尽管两年来运行状况良好,但在此次疫情爆发后,相关应急管理机制依然备受考验。
 
  有鉴于此,需要将应急管理分为常态与非常态两种,分别采用不同的应急体制。现行体制与常态化的应急管理相适应,有利于针对一般性质的突发事件实施专业化管理和全过程管理,以分门别类、各负其责为特征。面对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跨越界域的灾害乃至危机,如武汉“封城”后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必须重启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举国体制”加以应对,以统一领导、综合协调为特征。
 
  应急运行机制重在理顺政府内部关系   在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救援与处置、善后与恢复各阶段中,都需要顺畅的应急管理运行机制,做到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世界各国的应急管理都是以政府为主导,我国更加如此。政府内部关系畅,则应急管理运行机制畅。这需要处理好三种关系:
 
  一是府际关系,即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和同一层级不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下,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尤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应急管理必须强化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落实守土有责。要特别注意防止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否则将对应急管理产生极大危害。
 
  二是部门关系,即同一层级政府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任何应急管理都不可能仅依靠主管部门一家的努力,需要多部门协作。武汉“封城”前,相关部门及其下属的各医院因职权所限,只能发现疑似病例并实行隔离观察和确诊,对症医治病人、向上报告疫情,调集和使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一旦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就陷入“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至于公开疫情信息、征用临时隔离诊治场所等措施则并非其职责所能实现。“封城”后,广泛的社会动员、人员流动的管控、生活物资的供应、假期的调整安排,还有口罩和防护服等必需医疗资源大量短缺等问题,都迫切需要通过统一高效的途径来解决。这就需要各部门的协调合作,以及中央、军队和全国人民的支援。
 
  三是条块关系,即某级政府和上级政府某部门之间的关系。此次疫情的应对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条块关系尚未理顺,《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这两部法律中的相关表述也不尽相同。相信现行法律法规和政府部门职责界定中关于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领域的责任划分之瑕疵,一定会在疫情防控结束后得到消解。
 
  舆情管理由管控型转向共治型   突发事件公共信息公开,既是2003年抗击非典中取得的重要经验,更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刚性要求。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政府及各部门都加强了信息化建设,但由于政府内部条块间的行政壁垒,许多公共信息在政府体系内不能共享,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社会组织更难以共享。大到领导的决策,小至老百姓个人的决定,都离不开对信息的掌握。一旦从正式渠道无法获取信息,人们必然会走非正式渠道,即所谓“大道不通,小道畅行”“真相不彰,谣言泛滥”。
 
  在各种突发事件中,人们最迫切希望获得利益相关者最为众多的事件的信息,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其中传染性最强、防控难度最高的恶性或不明呼吸道传染病的信息。面对专业性问题,应尊重专业人士的体验和判断;舆情管理也应由管控型转向共治型,将主要精力由防范揭露问题转向解决问题本身。
 
  必须高度重视应急资源储备与配置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警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应急资源的生产、储备、运输和分配。这些年来,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没有充分重视公共卫生设施,在医疗体系建设中没有充分重视基层卫生院和社区医院,强大的制造业中也忽视了基础性应急物资的生产。一旦突发事件发生,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支持和发挥已形成并相当成熟的连接医院和医疗物资生产企业的市场供求渠道,积极利用富有中国特色、全球稳居第一的网购物流系统,尤其是要让华为、阿里、腾讯等大型现代企业已有的大数据系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令人欣慰的是,在社区疫情排查领域,已有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借用公安、交通运输等网格化、大数据资源,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后期在全国的支援下,国家和地方政府充分展开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必将使局面得以改观。
 
  《社会科学报》总第1694期4版   
  未经允许 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