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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经济启动与民生兼容的组合拳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近日,中央政治局首次提出了“六保”的提法,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六保”意味着什么?保护居民就业与稳就业是怎样的关系?我们需要怎样的努力?根据我们进行的精确测算,在未来经济受到的冲击不确定的情况下,坚持底线思维和底线管理,把“六保”作为目标,蕴含的工作压力并没有减轻,也不是调低目标的体现。
  
  把“六保”作为目标
  
  第一,要“保就业”。一季度就业数据显示,三月份调查失业率5.9%,比二月份的6.2%有所下降。这是在严格管控条件下所获得的数据。但是,它并没有统计非规范就业以及非城市就业人群。要解决这些人群的就业问题,要求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低的。并不像一些人讲的那样,保证零增长就能保证居民就业的良好完成,就能保证稳就业和保就业。要把保就业、稳就业的目标转换成这种政策性目标与行动,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完成就业任务的严峻性,它的社会性和经济性意味着在宏观政策一揽子规划里面,要求必须有一个超级对冲。
  
  第二,要“保民生”。民生里第一个概念就是就业,第二个是居民收入,如果没有收入,也没有转移支付,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在这次冲击中受到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下一步转移支付的力度要很强劲,因为疫情持续的时间以及经济低迷的时间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因此,财政在支付的力度和时间上要超过预期。所以,保民生与保就业具有一致性,与保增长具有一致性。同时,救助政策要以民生为先导,以就业为先导,而不是简单地以需求刺激为先导,这不是简单的目标变换的问题,而是政策组合和优先顺序的问题。
  
  第三,重视“六保”中谈到的风险问题。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供给链、产业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涉及对于其他风险的一些担忧,而不单纯是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从粮食能源安全来看,目前全球能源格局发生剧烈震荡,粮食国内生产和国际供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判断,而是对国际形势、地缘政治,以及国内生产链本身的一系列的判断。因此,要将目前新的办法与目标转换成行动逻辑,转换为政策设计的方案。我国应该提出一个相对较高的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政策必须是一种超级政策,不然不足以对冲几重下行压力的叠加,出台相对比较稳健的对冲的政策,才能使我们不会出现底板效应。如果二季度能够在这个大推动、大对冲、大启动的过程中使国民经济常态化运转,能够在一些节点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的话,三季度、四季度的情况可能就会好很多,所以二季度是关键。
  
  政策方面要聚合发力
  
  第一,快速启动经济和快速常态化经济循环。如果经济长期处在这种管控停摆的非常态状态,消极民生政策和消极的救助政策很难突破目前的瓶颈。经济循环和经济启动越快速,成本越低。当前,一方面需要全产业链复工复产,这是行政启动。更要防止在复工复产之后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需求而出现二次停工停产。如果在二季度没有很好的需求提振,没有很好的下行压力的对冲政策,即使进行复工复产也会出现问题。所以,一定要认识到,目前,在外部环境还没有全部发酵、贸易没有全面下滑的状况下,对于内需的提振和提前的冲击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所以,不能简单地拘泥于目前对一些很微观环节的讨论,现在是经济循环重启、经济循环常态化的窗口期,一定不能错过。
  
  第二,必须要认识到中国民生体系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跟欧美进行比较,欧美的养老体系、失业体系和社会救济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但是我们的民生安全网所覆盖的面相对较窄,很多真正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主体没有进入传统的安全网体系内。所以,通过传统体系来进行民生救助往往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对这些主体的救助。因此,对这些主体的救助要么超越传统主体进行全覆盖性的、地毯式的救助,要么就是要选择以积极的经济政策来带动就业和民生。如果选择按照传统的行政板块和民生途径来进行实施救助,不仅不能全覆盖,而且很慢,这样效率就会很低。
  
  我们建议,当务之急,除了低水平的保障型的纾困和救济之外,要利用目前窗口期进行一揽子宏观经济扩张政策的设计。当然,政策设计可以更偏重于就业导向,更偏重于民生导向,尽量采取经济启动与民生兼容的政策组合。我们发现,这样的政策是偏少的,密度仍不够。因此,一揽子的宏观扩张计划要及时推出,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推出一揽子的改革规划。怎么使基层更有积极性,怎么恢复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的活力,经济的循环和社会的循环,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来进行设计。
  
  《社会科学报》总第1706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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