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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社会治理问题

2020-10-14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 冯仕政

  通常认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外乎两方面:一是把饼做大,二是把饼分好。一般地说,这个思维方向没有错,但比较偏经济学,倾向于把中等收入陷阱看成是一个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其实,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仅仅是做饼和分饼的问题了。一说“饼”,就容易联想到物质,但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的偏好和需求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物质已经不是那么重要,更不是唯一。并且,就算对于“做饼”和“分饼”,如果只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模式着眼,而不从调整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阶层结构着眼,永远都是“鬼打墙”,走不出迷宫的。
 
  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 
 
  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从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是一个新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68年,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出版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主题就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加入现代化行列,最初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展是相当顺利的,成绩也是相当大的,但经过20年左右短暂的辉煌,到上世纪60年代就普遍陷入了低潮。
 
  为什么?亨廷顿的回答是,这些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后要同时完成两大基本任务,一个是发展,即推动经济增长,一个是秩序,即创制政治权威。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非易事。根据亨廷顿的统计,他研究的84个国家中有64个即76%的国家,在经济获得快速增长之后很快陷入政治混乱,动乱、骚乱、暴乱、政变、种族冲突等问题频发。而另一些国家,虽然政治勉强稳定,但发展乏善可陈。
 
  关于这一陷阱的成因,亨廷顿在书中给出了解释。后来另一位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将他的观点概括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政治混乱,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和“制度化”这两条腿没有走好,也就是制度化没有很好地吸纳现代化所引发的新的社会需求,导致许多新生的社会力量只能在体制外活动,结果经济发展了,政治却崩盘了。
 
  什么意思呢?用亨廷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识字率、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大众传媒的扩张等等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些社会变革必然导致政治意识的普及、政治需求的倍增和政治参与的扩张。这个时候,对国家的一个严峻考验,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这些新的社会诉求、新的社会力量吸纳到体制内。如果制度化的速度跟不上现代化的速度,轻则导致动乱,重则导致革命。亨廷顿在该书中开门见山地讲:“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别不在于治理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程度。”由是观之,在亨氏看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即看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需要更广阔的视野,要跳出经济看经济。
 
  当一个国家步入中等收入水平,所引起的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过程,对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是“转型悖论”,即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展和秩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张力。 
 
  要把握社会治理,首先要理解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转型。我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上讲,整个经济形态开始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生活为中心。原来我们强调生产,现在更多地强调生活;原来我们强调积累,现在更多地强调消费。社会学家在研究农民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老一代农民工打工存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最后拿回家去修房子、给孩子娶媳妇。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怎么爱存钱,也更舍得花钱。老一代农民工是“生产者”,新一代农民工是“生活者”,后者更追求生活和享受。
 
  第二,从文化上讲,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所谓“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兴起。原来是物质主义倾向,对物的占有和积累非常感兴趣,而后物质主义关注的焦点和偏好,则转向了良好的环境和心理感受、获得他人尊重、社会关系和谐等方面。也就是,以前更喜欢发财,现在更喜欢发呆。另外,我们以前是非常工具理性的,目标、手段和行动路线都算计得非常精确;整个社会的组织模式也是高度理性化的。现在人追求更多的是自在、感性、随性,十分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表明整个社会的价值偏好、兴趣取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阶层构成的转型。即白领和专业工人取代体力工人,成为社会主要阶层。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工人就是当时的中产阶层。随着社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体力工人大量下岗,几乎成了弱势群体和低保对象,而那些坐办公室的白领和专业人员成为社会的主要阶层。新的中产阶层崛起了。
 
  第四,政治方面的转型。一是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大大增强,这和识字率及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关系。二是政治参与的取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代议政治,现在大家更愿意采取直接行动。再者,以前所有的政治运动最终都以改善经济收入和劳动条件为目标,现在出现了很多以维护和彰显群体认同、群体身份为目标的所谓“新社会运动”。
 
  当一个国家步入中等收入水平,所引起的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过程,对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是“转型悖论”,即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展和秩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张力。这表现在,一方面,二者互相依赖、互为前提,发展越快速,对秩序的要求就越高,而越是现代社会,对秩序的维持也越依赖发展;另一方面,二者又是相互对立的,即发展本身是对既有秩序的改变,越是快速的发展对社会秩序的改变越是频繁和剧烈,很容易引起社会矛盾。因为人都是在与他人的联系和比较中存在的,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快速发展的一个后果是不断改变我们的参照物,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
 
  转型悖论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该矛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表现,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经历的阵痛。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经历的转型阵痛更大。因为当年西方国家在经历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全球还处于殖民主义时代,转型阵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通过向殖民地转移而得到缓解。而发展中国家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时候,全球秩序已经发生深刻改变,转型阵痛,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只能自己内部消化。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调整阶层结构,特别是要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因为中产阶层的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社会整合能力,都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面临转型悖论的考验,但转型悖论并不一定会转化为转型困境,只有应对失当的时候,转型悖论才会演变为转型困境。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转型困境,即由于对转型悖论应对失当,经济发展了,政治秩序却难以维持,最终导致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崩溃。
 
  对中国而言,由转型悖论陷入转型困境的风险始终存在,因为中国是一个着力并且成功推进赶超型现代化的国家,发展对秩序的改变非常巨大而且广泛,发展和秩序之间的张力非常突出。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型悖论,即发展与秩序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制约和衍生着其他矛盾。
 
  既然中等收入陷阱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调整社会结构、加强社会治理的问题,那么,这又从哪里抓起呢?我认为,关键是调整阶层结构,特别是要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因为中产阶层的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社会整合能力,都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比如,我们多年讲“拉动内需”,内需的主力是谁啊?当然是中产阶层。如果中产阶层都不敢花钱,那内需永远也拉不动。另外,中产阶层的社会组织能力、社会整合能力,也有利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引起的社会分裂和冲突。从党的十六大开始,中央就一直明确地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一个基本政策,道理就在这里。
 
  对此,我们需要摆脱单纯经济学和经济治理的应对模式,而应从社会学和社会治理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要害,是绝不能把中等收入陷阱只看成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只看成是一种经济现象。要认识到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为一个兼有社会地位和集体意识的中产阶层的必然性。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基本的思路就是要因应这种趋势,全面理解中产阶层的特征、性质和诉求,及时做好政策和体制机制的调整。
 
  社会学长期以来有一个观点,即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如果中产阶层占社会的大多数,社会就稳定。因此,社会政策的目标是造就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
 
  “富民”与“赋权”同时并举,让中产阶层成为有担当、有作为、有创意的“中坚力量”,起到我们所期望的中产阶层所应起到的社会稳定作用。 
 
  当前我们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政策上如何看待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很好地把握中产阶层的特征和诉求。
 
  一般而论,中产阶层有哪些特征,又有哪些诉求呢?就特征而言,第一,对地位的沉浮最为敏感,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稳当的。第二,对地位的追求最为强烈,因为他们有基础、有机会,当然要努力往上爬。第三,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很强。尤其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对中产阶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可谓如虎添翼。第四,意识和行为具有两面性。
 
  就诉求而言,中产阶层比较追求有品位、有情调、比较安稳和受人尊重的生活。不过,尽管中产阶层比较追求安稳,但正因为如此,一旦求稳而不得,就会变得有些激进,这就是它的两面性。因此,我们要重视在法律上回应中等收入群体的诉求。如果只是在经济上提升他们的收入,而对他们的诉求不够重视,效果会适得其反。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单纯的中等收入群体替代不了中产阶层所扮演的社会稳定器角色。甚至是适得其反,即造成一批人在经济上是既得利益者,但某些人却自嘲“被中产”,其实就反映了某种心态。
 
  下一步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制度上进一步壮大发展中等收入群体,让他们变成完整的中产阶层。要两手抓,一是富以怡之,二是贵以安之。中国人不都讲“富贵”吗?只有富,没有贵,社会是不稳定的,甚至是更不稳定的。一个人没有钱的时候,内心反而很宁静,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无欲则刚”;而在有了一些瓶瓶罐罐之后,就特别想把它守住。如果制度上缺乏足够的保障,中等收入群体内心会有恐慌。这就要求“富民”与“赋权”同时并举,经济建设应与社会治理双管齐下,防止把中产阶层推向对立面。
 
  总而言之,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着力点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治理上。光做大做强中等收入群体是不够的,还要通过社会治理,将有实力、有能量、有期望的中等收入群体,变成有地位、有权利、有体面的中产阶层,最后使他们成为有担当、有作为、有创意的“中坚力量”,起到我们所期望的中产阶层所应起到的社会稳定作用。 (本文根据作者在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5期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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