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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中打造生机勃勃的社会空间

2021-01-18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张潇潇

  最近,河南许昌推出条例限定在公共场所跳广场舞的时间,让我们将审视的目光投向广场舞、唱歌、下棋、晨练等休闲文化,继而思考公共空间与城市文化的关系。1968年,亨利·列斐伏尔著书《进入都市的权利》,探讨“城市为谁而建”这一终极命题,关心人们如何成为参与城市生活的“市民”。能够进入都市至关重要,因为“将群体、阶级、个体从‘都市’中排出,就是把它们从文明中排出,甚至是从社会中排出”(列斐伏尔,2020:13)。
 
  现代社会越发展,越是浓缩于都市生活。列斐伏尔的命题与越来越多的人息息相关,但实现人的都市空间权利殊为不易。有些地方表面上“公共”实则不包容,虽可进入但无法促进人际互动、情感交流与意义生产。社会学家曾分析过四种“公共但不公民”的空间:新凯旋门广场等“排异之地”不鼓励逗留;购物中心等“噬异之地”不鼓励互动;机场等“非地之地”功能性地督促离开;贫民窟等“不存在之地”因不可见而意义虚空(Bauman, 2000)。民众在进入都市之后,倘若与城市空间只是异化关系或机械式关联,不仅毫无意义也背离列斐伏尔的期望。因此,关键是进入都市之后怎么样。
 
  实现民众在城市中的权利有多重路径,但如爱德华·苏贾所言,其斗争始终有空间的因素。如何践行空间正义,广场舞等城市文化依托公共空间给出了中国语境下的其中一种答案,涉及公共空间与城市文化关系的重要议题。整体的城市文化发展是复合多元的过程,并不能仅简化为都市空间的影响,更不能夸大其中公共空间的作用(Amin,2009)。但作为人们相遇、聚集、互动及从事文化实践的场域,公共空间在城市文化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乃是实情。包容(inclusive)而有活力(vibrant)的公共空间对城市文化的发展颇有益处也成为了学者共识。如何让公共空间包容而有活力,则需要国家的基础设施保障与民众的多元文化实践。
 
  公共空间的类型广泛,依形态包括室内和室外空间;依开放性质包括大众公共空间及面向特定群体的公共空间。不论形式如何,公共空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广场舞等城市休闲文化的形成既在于个体行动者的力量,也源于国家对广场、公园、街道等公共空间的长期建设与开放,越来越多的公园免费开放并拆掉围墙就是最好的例子。为解决广场舞的场地问题,我国文化部等部门也曾在2015年发文要求盘活公共空间的增量和存量,并做好电源、照明等基础设施配套。包容、开放、充沛和日益完善的公共设施,即是城市公共空间在我国的生活政治。不少都市研究的学者批判公共空间日益明显的私人化、商业化,或者忧虑于匮乏的公共设施与危险的街道,我们国家多年来的努力给出了抵消这些思虑的建构式答案。
 
  都市研究的讨论更偏重空间对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思考城市文化对公共空间的作用。是普通民众的文化活动,让公共空间从物理性转为社会性,从内容空洞变得意义丰盈。民众进入公共空间并在其中进行各类文化实践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漫步于我们的城市,那些公共空间中的舞者、歌者、棋者、运动的人……他们以各种方式进入城市、享受人文环境并参与建构城市景观。更重要的是,广场舞等休闲文化契合雷蒙德·威廉斯、保罗·威利斯等文化研究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即文化有关“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人类整体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Williams,2015:52),属于“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创造意义的各种实践”(威利斯,2013:2)。文化可以是日常的,而不再限于艺术或高雅文化。普通民众也由此能够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即意义与快乐的生产者。如广场舞者借助各类空地进行“一起跳舞”的身体展演,既是快乐的情感共同体,也是独特的文化景观。当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能够像这样让民众进入、逗留,之后还能积极地创造意义,它们才不再是“空地”,而是生机勃勃的社会空间。
 
  未来,我们的城市在规划与设计时,应破除为简·雅各布斯辛辣批评的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伪科学,建设以人为本、有序多样的城市。城市中应有众多的威廉·怀特倡导的小型公共空间,不盲目推崇大型广场,也不简单追求草坪的面积,关键是人在其中安全、舒适、自信且遵守空间的规约。人们在空间的文化实践则如唤醒春天的花开,激活冬日的暖阳。这样的公共空间与文化,才能让城市真正成为我们的家。
 
  《社会科学报》总第1739期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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