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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打击网络恶意营销号的长效机制

2021-04-05  作者: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亚欧研究中心 阎 波

  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然而,在互联网平台上,一些营销号信奉“流量为王”的丛林法则,不以创作、分享为目的,而是唯利是图、居心叵测、不择手段,不断蚕食青少年网络教育阵地。尽管国家网信办适时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对这些网络恶意营销账号给予了严厉打击,有力压制了其嚣张气焰,但随着专项整治行动告一段落,不少性质恶劣的网络营销号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大有“雨过地皮湿”之势。在此情形下,探索建立打击网络恶意营销号的长效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
 
  网络世界中的恶意营销是一种旨在谋求私利的社会越轨行为。事实上,从互联网诞生之日起,人们在可以足不出户遍览大千世界、便捷地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同时,各种无底线谋私利的越轨行为就已经开始萌生。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一些风纪意识淡薄、道德品质低下的个人利用“去中心化”网络平台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在互联网上千方百计地牟取不义之财。特别是在进入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后,一批恶意营销账号信奉“做号就是做生意,账号做大就有滚滚财源”,对流量的追逐陷入病态(刘晶瑶,2020)。在现实中,恶意营销号散布虚假信息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它们靠“洗稿”和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来炮制各种“爽文”,将恶意营销造谣变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在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若不及时对这些营销号加以管理和约束,会有越来越多的效仿者受到利益的诱惑,炮制出更多同类型的内容,这种恶意营销行为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
 
  恶意营销行为存在的土壤,正是规模庞大且缺乏有效监管的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使得原来孤立的粉丝个体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集结,并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状态,容易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形成多个游离于国家控制边缘的“小型社群”(崔凯,2020),营销号就隐匿于其中。根据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归纳的“最省力法则”,人们倾向于采用最简单、最低思考成本的方式进行认知。故而那些缺乏独立思考和复杂事实甄别能力的网民极易被营销号所诱导而盲信盲从。而与恶意营销行为有着或明或暗利益关联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与社会组织,对营销号的社会越轨行为往往默许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通款曲,致使恶意营销演变为一种互联网上浪费公共资源、侵占公共利益的合谋与腐败。
 
  要避免打击恶意营销号陷入“雨过地皮湿”的困境,强化网络监管源头治理、探索社会问责长效机制的“供给侧改革”是制胜的关键。首先,必须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和营销号生产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1年1月22日发布新修订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台和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履行社会责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产发布向上向善的优质信息内容,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各级立法、司法和执法机关应按照规定严格履职,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拿出针对恶意营销行为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
 
  其次,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建立形成全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问责机制。由于营销号建立与发布信息的成本很低,而针对恶意营销的投诉难度较大、诉讼成本很高而惩罚力度较弱,仅仅依靠政府网信部门的监管很难及时、有效地抑制恶意营销行为。在法律框架下,充分发挥媒体和社会监督,营造广大网民对恶意营销号人人喊打的局面,可以形成政府监管的有益补充。
 
  最后,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网络恶意营销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营销号越轨的机会成本和追究网络服务平台的连带责任。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建议加大网络诽谤惩罚力度,对此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下一步仍有待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来继续增大恶意营销号的违规成本,夯实网络服务平台的监管责任。
 
  《社会科学报》总第1749期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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