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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国"两会":开启改革新征程

作者:本报两会报道组 徐美芳 汪仲启

◤ 3月15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在北京圆满闭幕。2017年,国际国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但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更加严峻的对外贸易形势。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精准扶贫、法治建设等重大战略将有哪些新的突破?
 
  本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深入全国“两会”会场,重点采访10多位学术、决咨和实务部门的代表及委员。
 
强化创新引领,增强发展新功能
 
  在新的历史阶段,破解各类结构性难题,创造新的伟大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这一点已经成为各界共识。在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一词共出现39次之多。在经济领域,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粗放式发展之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通过创新寻找“新动能”。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靠改革创新没有出路。”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表示,在互联网经济思维的导引下,中国经济涌现出一大批生机勃勃的新业态、新模式。这类创新经济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所在。然而,创新经济的成长并不容易,由于产业政策引导不力,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四新经济”面临无序竞争、脱实向虚的隐忧。例如,共享单车的先行者投入巨大的创新成本,冒着巨大的创新风险,而这一商业模式刚刚形成就遭到市场的普遍模仿。这固然有助于增强市场竞争,但实际上不利于营造好的创新环境,“更值得担忧的是,金融资本在新业态中一拥而上,导致创新变成了金融游戏。”王战建议,通过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立法来保护创新者,比如对部分新业态在保证一定市场竞争的情况下,设置3-5年的“保护期”。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也认为,应强化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给市场经济运行主体创造优良的制度环境,直接或间接地激励、引导市场主体做出有利于资源最优配置的经济决策,最终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刘志彪认为,创新的制度建设,关键是把握“动力、引力和压力”三个方面。关于动力,企业发展关键是要有长期利益代表者,对国有企业要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对中小企业要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关于引力,关键是要营造市场环境,使企业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使创新者能获得超额利润率,通过提高、完善直接融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关于压力,关键要有合理的市场结构,特别是竞争结构,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结构调整要“放手”,让企业和市场去做,政府的作用不是“甩手”,而是要把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当做调结构的“抓手”。
 
  创新不仅体现在发明颠覆性的理论,打造颠覆性的业态,更体现在每一个产品的细节、质量和品质。因此,“工匠精神”就显得极为重要,只有通过创新,中国才能够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要让“工匠精神”成为时代共识,引领中国成为创新者的国度。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李玉赋强调,我们应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健全“大国工匠”培养和激励机制,引导广大职工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培养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职业素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指出,制定产业监管标准时应充分考虑中国企业的特点,职能部门应该灵活制定生产监管标准,创新管理办法,只有切实保护土生土长的老品牌、老企业,才能真正在全球化竞争中,树立中国企业的形象。
 
  当前,我国环境总体状况堪忧,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之一。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对本报记者表示,创新是破解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的重要法宝。针对农村土壤污染问题,其中既有农业生产模式的问题,也有技术方法上的问题,化肥过度使用是导致农田土壤污染的重要因素。张全建议,各地根据自身特点,合理配置种养结构,大力推进畜禽粪便集中处理和有机肥生产,多种形式发展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农业,向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农产品,在促进农业降本增效、农民增收的同时,进一步改良土壤质量,从源头加强农田土壤污染防治。
 
以法治促改革、强治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立法任务,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举措。本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审议民法典总则编。
 
  长期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对本报记者表示,现行《民法通则》制定于1986年,一些原则和内容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比如,民法通则中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另外,以《合同法》中最重要的买卖合同为例,民法通则规定只有在标的物生产出来之后才能订立合同,但实际上,目前大量的生产都属于“订单生产”。这些规定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新的《民法总则》就民事权利这部分的规定非常详细,很多的内容都是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完全符合的。孙宪忠表示,民法所规范的事务涉及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和组织,甚至涉及他们的时时刻刻,因此当代社会民法的规范群体十分庞大。民法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基本工程。民法总则的编撰只是民法典工程的第一步。接下来主要工作是整合其他法律做出民法典,但是,法律编纂并非对现有法律的汇编,而是要对现有法律体系整合,编纂过程中要弥补漏洞、消除法律矛盾、废止过时的法律,并制定新的规则。
 
  目前,网络安全法已经出台,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当下还缺少国家层面的有关信息化的基础性法律,亟需在信息化的综合性立法工作上加快步伐。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建议,我国应尽快制定一部信息化法,“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在信息化时代全面到来之际,制定信息化法正当其时。”张兆安指出,现阶段,由于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法制体系尚不健全,各类跨境电子商务出口经营主体在拓展跨境贸易空间和延伸上下游产业链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遭遇一些法律风险和诉讼威胁,使经营主体蒙受巨大的损失。建议借鉴国际上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我国《电子商务法》的立法,逐步从保护网上消费者原则体系、保护数据原则体系和打击网络犯罪原则体系等多方面完善我国跨境电子商务法律框架。
 
  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也受到代表们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把城市精细化管理比作“绣花”。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刘卫国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说绣花要有图样“按图施针”,城市管理的“图样”就是法律法规,依法治理是根本。他以上海近年来开展的“补短板”为例,元旦春节期间实现外环以内烟花爆竹基本“零燃放”,与《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出台实施息息相关。在“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充分整合各部门的执法资源,开展综合执法、联合执法,取得了显著成效。随后开展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中,同步修订《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为交通违法行为整治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依据。今年上海“两会”审议通过《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以法治为引领,建设市民满意的安全城市。“可以说,修订地方法规的过程,也是社会参与、社会动员、统一认识的过程。”刘卫国说,城市管理于法有据,制度规范贯穿于每个环节,就能真正实现常态长效。
 
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加快创新驱动
 
  本报记者还就金融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改革、精准扶贫等重要领域的改革,问计于各位代表和委员。
 
  近年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不断扩张而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导致企业债对GDP比节节攀升,所蕴含的风险及可持续性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个重要不确定因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强调,企业债对GDP比将继续保持快速上升趋势,大幅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拖累经济增长的同时,使得举债促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岌岌可危,加大爆发债务危机的概率。为了防止债务危机的发生,中国必须及早采取措施抑制企业债务的快速上升,降低企业杠杆率。中国必须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和企业利润率、降低利息率、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并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目标(以便降低企业的融资需求)。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注意适当提高通货膨胀率,以便降低企业的实际债务负担。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直接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克服通货收缩。
 
  中国楼市在波动和调控中反复循环,楼市的激烈波动,尤其是房价的快速上升,不仅推高了部分城市的商务成本,而且阻碍了资源向实体领域配置,对经济社会乃至全局有破坏作用。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对于10多年来房地产调控的高度总结和拨乱反正,将成为未来房地产发展和调控的重大指导方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泓铭认为,过去各种调控手段容易受到地方认识的局限或人为操控,也有时间滞后。为克服人工调控的弊病,需要一个自动机制,就是当楼市异常波动(上升或下降)到一定程度,机制自动触发对冲。张泓铭认为,做好房地产调控,首先要对住房空置情况心中有数,“住房空置的概念同国际接轨,即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只要没有售出、或售出以后没人居住都是空置。”其次,要避免大范围、大规模的住房空置调查,避免工作量大、牵涉面广、可持续性有疑问引致的高成本及空置的判断受利益的牵制等问题;建议把用电计量作为住房空置统计的基础数据等。
 
  李玉赋表示,为了推动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全国工会系统以“四个一”(一片心、一叠卡、一张网、一个家)为抓手,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将困难职工帮扶工作融入社会救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困难职工的需求信息和各类救助资源精准对接;拓展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职工服务中心)和站点功能,继续推进送温暖工程、金秋助学、阳光就业、女职工关爱行动等工会品牌工作;对收入明显下降的职工、难以转岗的“4050”职工,深入细致做好社会托底工作。刘卫国表示,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外来人口的不断聚集、城区人户分离情况日趋明显,对城市基层治理带来全新考验。在基层社区,人民群众的诉求越来越多元化,通过体制机制完善,把大家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以及与群众切实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作为共治议题、共治项目,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和积极性,这是夯基垒石的关键。“基层基础加强了,很多事情就能迎刃而解。”
 
《社会科学报》总第1541期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