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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动力:沪上经济学家问诊经济大势

作者:本报记者 汪仲启

  当前,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世界经济亟待走出低迷;中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超高速发展,也步入了调结构、稳增长和供给侧改革的“新常态”。在世界经济周期转换,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口期,我们如何寻找新动力,如何克服各类风险,且看沪上经济学家问诊经济大势。  
 
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记者: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已经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转型升级实际上要求我们主动放弃一些“旧动力”,而维持相对高速度的增长则要求我们开拓强劲有力的“新动力”,在您看来,哪些领域能提供如此强大的新动力?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这一轮全球的萧条仍在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萧条,很快就会波及企业层面。对于企业来说,全球萧条的直接后果就是外部需求的减少,所以全球企业都面临巨大的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压力。中国同样如此,不管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的传统行业普遍比较差。但是,中国的新兴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为什么?我认为主要跟两件事情有关系:第一,它能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第二,它能充分利用或者说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无论是阿里巴巴、华为、腾讯,还是摩拜、顺丰,这样的新兴企业无不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出色的人力资源优势。除此之外,中国的新型服务业还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优势。有了互联网以后,可以突破行政区划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
 
  所以,中国经济在2008年以后,特别是2012年以后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服务业增长的速度持续加快。这里的服务业不是餐饮这种传统的服务业,而是电子商务、信息、通讯、物流等新型服务业。2012年以后,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和就业创造能力远远超过了制造业。当然,我们制造业也有新的发展,比如智能制造,但在制造业的大盘子里,它的比重很小,还不足以构成一个有力的推动制造业增长的因素。然而,新型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超过制造业的巨大引擎。
 
  中国制造业同样在进行深度转型升级。过去,中国制造业主要是给跨国公司做加工,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在这个模式下,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过去十多年以来,全球产业链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横向分工转变为垂直分工。所谓横向分工,就是你做A,我做B,然后贸易交换,比如中国用2亿条牛仔裤换波音一架飞机。但在纵向分工当中,同样做飞机,你做发动机,我做其他零部件,同样能够参与其中。在纵向分工的产业链当中,中国无疑有了更多的机会。但是在全球萧条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必须继续升级。
 
  由于几十年来的发展,中国的收入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无法再仅仅利用廉价劳动力来从事零部件生产。所以,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垂直分工当中需要重新定位。一方面,零部件生产可能需要外包出去;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地区发展差异比较大,产业门类比较多,不同的地区可以选择不同的产业转型方向。中国可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制造业体系最完备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我们的制造业在转型过程中可以产生前向和后向的关联,从而不容易出现整体性的危机。比如深圳华为做手机,它的零部件基本上是可以靠国内的供应商来满足的,所以它对抗外部冲击或风险的能力就比较强。
 
从根本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记者: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易发高发,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券违约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八大风险正在积聚。对此,您的判断如何?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我们认为,这八个方面都是当前金融风险的重点领域,也是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关键所在,其管理的好坏也将对宏观经济的走势产生直接的影响。八大风险中,流动性风险和外部冲击风险虽然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的特征,一旦发生,极易导致系统性风险,但短期内各项调控措施的效果已经较为明显。其中,流动性风险具有较强的跨市场扩散效应并快速形成跨市场风险,对此人民银行已经通过管理工具和政策体系的优化较为有效地掌控了市场整体流动性水平。外部冲击风险直接体现在汇率水平上,并通过资产价格的变动对各领域进行传导。在以减缓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改革进程为代价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后,这一风险也得到了有效的缓解。除上述两类风险外,其他风险领域大多具有局部性特征,短期内通过风险传导机制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
 
  结合八大风险领域的现状及其趋势,建议采取系列风险管控措施。继续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总量基本稳定;流动性过于宽松则会酝酿风险,而过紧则会发出风险。进一步加强监管协作,在注重合规的基础上,建立相对统一的监管机制,消除监管真空,防止监管套利。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三大类风险应采取差异化的管控手段。对于已经充分暴露和正在进一步发展的风险,应继续巩固和强化现有的管控要求和措施,既要防止存量风险的集中大规模爆发,也要严控新风险点的产生;对于存在潜在风险的领域,应尽量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模式对潜在风险进行有效的疏导,避免不同类型风险相互传染,从根本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税改就是要着力于压减企业负担
 
  记者:最近几年来,国务院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企业税负的动作,但似乎大家依然认为我国企业税负较重。比如前段时间,福耀玻璃去海外建厂,曹德旺先生谈及中美两国的制造业成本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中国制造业发展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真的就是负担过重造成的么?中国目前依然还是制造业发展和资本流向的最佳选择吗?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围绕企业税收负担孰重孰轻的讨论,前些时间似乎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我以为,热的原因也与近期抓“三去”(去产能、库存和杠杆)的宏观大背景有关,在普遍存在“过剩产能”的情况下,投资失去了“方向感”,相对低端的产出使“附加价值”能力不足,税负和其他法定缴交费用(比如“社保”)却是难以消减,成了必须开支的“成本”,由此感觉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压力”。
 
  近几年来,以“营改增”为标志的税改,就是要着力于压减企业负担。联系不同企业实际运行状态来看,“营改增”的实际受益又与经营活动的具体行业、产品结构有关。除了 “营改增”措施,对企业法定的缴交社保的三项费用也有调减,比如上海地方就综合下调了2.5个点,年减少百亿以上。政府既往出台的其他一些费用的征收也有许多清理取消。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落实“降成本”的工作任务,为企业减负,促企业转型。
 
  至于福耀玻璃去美国投资的案例,表面上恰好呼应了对于企业税负重的观点,就福耀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所叙述的内容,提到美国政府有吸引实体经济投资的鼓励补贴政策,加之人力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和税收等,受众因此特别关注到税收负担信息,其实综合起来评价,就福耀的美国投资决策最重要的可以归结为“销地产”,就是说福耀在北美的产品市场规模,投资建厂也是有生产规模意义的,恰好美国又鼓励吸引外来投资,考虑到综合成本比之在中国生产远销北美,还是经济的,人们可能没有仔细思考物流成本只有1/8这个关键信息。说到底,企业税负有广义狭义之分,税制税率、税收征管方式有不同的制度结构,孰高孰低难以简单比较。
 
  回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加快调结构的步伐讨论上来。当下人们感知到的“实体经济”相对困难,正是调结构处在关键阶段,“高端”产能不足,努力走向高端,但高端不可能信手拈来,高端的背后是技术和由技术等综合因素支撑的品牌,这恰恰就是转换企业发展驱动力量的工作内容。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正试点推行的“新经济统计”,“新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0%以上,增长率比全市GDP高出2到3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在“四新”经济最为集聚的先进制造、新兴金融、信息服务、科学研究等领域,一批极具活力的企业不断涌现。所有这些,既给了我们以启迪,也给了我们保持定力,坚持调结构走向高端的决心。
 
世界经济将走向熊皮特式增长新模式
 
  记者: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体上依旧处在危机后的缓慢复苏过程中,但至今仍未真正走出危机,复苏和增长步履维艰,且危机后复苏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不仅出现全球增长持续低迷,而且贸易增速出现下降,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各种所谓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黑天鹅事件”不断上演,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们应如何理解和思考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困境?
 
  权衡(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从长周期发展来说,当下的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新旧周期的转换期,即由于世界经济正在旧周期衰退、新周期孕育阶段,且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甚至全球化发展的方向也出现了动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金融危机已经破坏了上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内在动力,新的发展动力和周期尚未形成,目前的结构性困境使得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艰难的调整和新发展周期的形成过程中。
 
  在这个周期性转换过程中,世界经济需要跨越传统的斯密型增长模式,走向熊皮特式增长新模式。从理论分析来说,斯密型增长的核心强调的是以生产分工、产业分工为基础,强调增长的效率来自分工,围绕比较优势原则和国际分工来促进经济增长。我们认为,斯密型增长是在一个经济发展周期内,通过促进分工提升效率,实现经济增长。但是,斯密型增长会出现“分工受市场限制”问题,由此一个长周期内的增长可能会面临市场所限的尽头;为此,突破“增长限制”新的思路就是跨越新的发展周期,通过突破旧的发展周期,跨越新的发展周期。这时则需要运用熊皮特式的增长逻辑,即通过创新驱动,特别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通过创新发现新的生产要素,形成全新的生产函数,实现新的经济增长,这便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周期。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熊皮特式增长的核心是强调创新,通过“破坏式创造”,重新发现新的发展周期内的新动力。从经济发展周期性过程来看,一个周期内可以遵循斯密型增长,强调通过分工促进效率;而一旦出现“分工受市场所限”时,就需要通过熊皮特式增长模式,转换发展新动力,形成新的发展周期。
 
  当前,世界经济处在转型和调整的过程中,一个十分迫切的重大战略和任务就是推动世界经济从上一个周期的斯密型增长走向熊皮特式增长,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周期性转型,尽快形成并进入新的发展周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周期,关键就是需要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形成由新技术驱动的新生产函数和新消费函数,塑造新的发展周期内的新产业支撑和新动力支撑。同时,也需要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机制,形成并引领新发展周期的投资贸易和金融新规则。
 
《社会科学报》总第1555期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