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

首页 > 本期聚焦 > 列表

大运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作者:本报记者 方 程 实习记者 庄泽枫

WDCM上传图片

 
  “长城是一撇,运河是一捺,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的开头语,正合了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的话:“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坚挺的脊梁,那么大运河就是我们民族流动的血脉!”
 
  自2006年政协申遗提案提交,寂静已久的大运河从被遮蔽的历史中走出来。2014年6月,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终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遗项目,开启了中国跨域的线性遗产保护的国际视角。申遗河段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和隋唐大运河,沟通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共有27座城市的27段河道和58个遗产点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通州时,对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生态环境等问题做出重要指示;全国两会期间,民盟中央提交了《关于建设运河文化经济带贯通“一带”“一路”两大板块的提案》;两会后的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将《建设大运河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提案列为副主席带队督办调研的14件重点提案之一;7月初,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推动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工作时强调,要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一步擦亮世界认可的国家文化符号。
 
千年大运河正续写一首大地史诗
 
  “凡治国者必先治水”。因“运”而生的大运河自开凿之日起,就一直肩负着疏通内河航运、交换物资、加强文化联系、发展沿岸经济的重要纽带作用。定都开封的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汴河运米达“七百万石”。元朝截弯取直后大运河全线贯通,当时仅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即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明朝时期对运河的依赖达到了顶峰。运河区域曾经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发达之地。扬州一度是中国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日本、新罗、百济等国家的客货巨轮大都聚集于此,开往南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线也都从此出发。
 
  大运河还是文化运河。它不仅沟通了南北方的交通与物资,更是像一条丝带般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如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两淮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等串联起来。随着运河沿岸众多城市与市镇熙攘繁华,市民文化和通俗文化也逐渐繁荣。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苗菁认为,运河开通不仅促进南北文化交流,而且促进中外文化沟通。无论是阿倍仲麻吕埋骨华夏,马可波罗驻扬州,鉴真东渡传法,还是明清时代西方传教士,日本、朝鲜官方及民间人士来华,大都经过大运河。他们不仅将该国的物质文明(科技)和精神文明(宗教)传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华文明信息传入世界各地。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田汉云表示,京杭大运河最为独特的文化功能,是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与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山东及经济最为繁荣、文化底蕴最深厚的江南沿岸各都市连成一线。中国大运河还是千年民俗文化的宝藏,杨柳青年画、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等大量民间技艺,绘就了一幅幅绚丽多姿的运河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催生了各地特色鲜明的生产生活方式。
 
  不仅如此,与长城、丝绸之路等文化遗产,以及西方一些运河不同,大运河是“活态”的、在用的文化遗产。今天,它仍在发挥着航运、水利、生态调节等作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指出,时至今日,当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方式日益发达,大运河依然生机勃勃。北煤南运,南水北调无不倚仗运河为通道。目前有10 万多艘船舶长年航行在运河上,载重高达1500 万吨左右,一年的货运量能达到2.6 亿吨,相当于3 条京沪铁路。在2008 年的雪灾中,江苏省所需电煤超过90%是依靠大运河来输送的。水运的低污染、节能环保的运输方式仍然不可取代。据报道,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学部长、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做过估算,大运河流经的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很大一部分;文化产业的就业人数也颇为可观;动漫、电子商务、新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也主要集聚在这条线路上。今天,千年大运河正在续写一首气势恢宏的大地史诗。
 
跨文明合作仍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
 
  原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姜师立告诉我们,制定中国大运河的申遗路线的时候就考虑要呼应“一带一路”。最初确定的是京杭大运河申遗,考虑到沙漠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洛阳,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宁波和泉州,然后把隋唐大运河与“浙东运河”放进来,叫中国大运河,从而将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串联。习总书记提的大运河文化的建设是一项战略性举措,在对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对内提出大运河文化的建设,是一个“统”的概念,起到聚合的作用,连接了“一带一路”,将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放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去推进。
 
  古往今来运河都承载着互联互通、共享资源、拉近时空的美好期待,人员、商品、文化、信息的流动拆除了地域的围墙,拉近了人心的距离,为各国平等对话和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交流奠定了基础。今年9月,以“运河城市在‘一带一路’合作中的新机遇”为主题的“2017年世界运河城市论坛”在扬州举行。在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李若弘看来,时至今日,尽管运河的交流地位不如以往突出,但是运河文化中蕴藏的包容情怀和跨文明合作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追求,运河沿线城市长期积累的文化底蕴和可持续的资源价值仍然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过去大运河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纽带,是包含中华历史悠久的文化之河,现在大运河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大运河文化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对话。开幕式上,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卢树民表示,今天,运河城市“一带一路”建设也将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对接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对此,中联部原部长助理、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窦恩勇信心十足,他相信运河城市必将迎来新的历史振兴和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更具活力的典范。
 
运河文化经济尚处于浅层发展阶段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从目前大运河的经济状况、产业结构、生态环境、文化历史等四个层面开展了专项课题调研,发现了运河开发与保护存在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调研的全程参与者,民盟中央文化艺术研究院理事陈曼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利用一直缺少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致使运河沿线各地的文化经济资源长期处于无序开发、岸线低效利用的状态。目前,大运河主要还是城市景观、排污泄洪等功能,运河文化景区少、突出运河文化精髓的活动少,运河文化经济建设还处于浅层发展阶段。
 
  姜师立在长期的工作和调研中发现,作为长达3200公里,流域面积占国土面积3.22%
 
的巨型遗产,大运河的活态特点,也给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利用带来了一些难点。比如,多头管理,协调不足;政出多门,缺乏统一的立法;认识不足,整体保护意识缺乏;追求功利,过度开发利用,等等。
 
  作为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一段,大运河郑州段成为郑州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后的第二处世界文化遗产。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任伟表示,虽然后申遗时期大运河郑州段保护和利用工作已经取得了进展,但目前该工作仍存在运河遗产学术研究不够深入;重视景观环境建设、忽视文化产业建设;重视物质文化遗产、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当前和局部、忽视长远和整体等问题。此外,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忧虑地表示,“当前大运河保护、开发和利用面临着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严重挑战。”“至今千里赖通波”的大运河在后申遗时代,仍需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未来必将获得发展新机遇
 
  同为国家运河遗产廊道/区域,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上海师范大学王元博士则发现英国境内唯一跨越威尔士和英格兰的遗产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Pontcysyllte Aqueduct and Canal)的管理是一项系统工作,由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统领各利益相关者,在实际操作层面,既有法律政策的保障,也有决策机制的约束,遗产监测及公众参与又自下而上地推动着遗产地的日常管理工作,多方面的努力促成了遗产地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也使得“活态”遗产协作管理,共同保护的目标落到了实处。
 
  在2017年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上,意大利威尼斯市长代表Simone Padoan分享了水城威尼斯在水环境治理上的经验。他说,威尼斯曾经走过一条污染治理之路,他们鼓励私营部门、公司积极参与治理与建设。“我们不仅仅要投资,更需要他们协助我们进行新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一些环保设施。”后来他们制定了一些措施,将污染场地进行隔离,收集每一片水域的污染情况,积极治理土壤。如今经过治理之后,周边水质已经变得清澈。
 
  中国大运河不仅组成元素众多,而且具有多级层次性,且与外在的社会、经济、自然等环境处于动态开放中,本质上是一个他组织复杂系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前车之鉴与先进经验,对我国运河管理具参考性。全国政协委员杨冬权在《关于全线恢复京杭大运河的提案》中,建议发改委、财政部根据情况,对困难较多的省份给以补助,以调动其积极性;同时鼓励各省市尽量运用各种经济的办法(如成立股份制经营公司、开展社会集资等)来实施这一工程,以减少国家补助,让国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即可办成这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当下,运河沿线城市如何抓住机遇,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值得深思和探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周伟指出,运河城市历史必然地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节点城市,而作为重要节点的运河城市,因共通的运河文化基因和运河城市的比较优势,使其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能够获得千载难逢的新机遇。实施城市更新,向“存量”要空间,是运河城市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拓展发展新空间、增强城市新动能,激发城市发展新活力的必然方向。“人们常说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然其中有三千年与运河有关。”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告诉记者,从当下和未来看,以文化型城市群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理念和总体框架,充分发挥大运河初步具备的发展文化型城市群的资源、潜质和优势,对沿河城市共同的发生机制、历史源流、人文精神和价值谱系进行学术梳理与现代阐释,推动运河城市形成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在集体履行保护大运河世界遗产“完整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实现运河沿线城乡的共同繁荣和协调发展,是避免大运河因资源过度和无序使用而陷入“公地悲剧”的重要战略思路和理想模式设计。
 
《社会科学报》总第1586期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