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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俊接受本报专访:在“变与不变”中把握新时代的脉搏

作者:本报记者 潘 圳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接受本报专访——

在“变与不变”中把握新时代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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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正是面临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探索和回答问题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把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变与不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教授为本报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与阐释。
 
  记者: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成为“过去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请问,您如何理解这一重要论断所反映的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冯俊: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也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和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越了物质和文化的范畴和层次,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和要求。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在许多方面我们与世界水平从“跟跑”变成“并跑”,并且逐渐变成“领跑”,我们在许多科技领域已经是世界先进水平。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军事实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社会生产已经不再落后,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实际。因此,原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存在了。
 
  目前,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其他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个问题造成或派生的。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制约了全国发展水平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是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体地表现在社会生产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不同领域、城乡和区域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等很多方面。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记者: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请问,您怎样理解其中“变”与“不变”的关系?
 
  冯俊:新的历史方位的判断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一个变化,两个没有变”,那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经过长期探索得出的基本结论。
 
  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质变,我们要深刻把握变和不变的辩证法,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个变化,两个没有变”,充满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要经历一系列的小的阶段,在这些小的阶段中经常会发生主要矛盾的改变,主要矛盾的改变是长的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质变,这些阶段性质变反映出了总体的量变过程,只有当许许多多的阶段性质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导致整体或整个过程的质变,到那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走出了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
 
  但是,目前我们还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没有变,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新发展理念,继续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激发社会活力。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要分两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同时,我们还要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大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对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重要论述,您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党的建设理论有哪些创新点?
 
  冯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是党建理论的一大创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了“两个坚持”的根本方针,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四个以”的工作思路,即“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6+1或5+2”的工作布局,即“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一项迫切任务或基本要求”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五句话”的总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个总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纲领性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历史发展趋势,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建设伟大工程的基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把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看作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他在讲第十四条基本方略时又讲“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就有一句是“勇于自我革命”,说明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内在要求。今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论述了“两个革命”的思想: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里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伟大社会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自我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只有党的自我革命搞好了,才能去很好地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如果党的自我革命没搞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
 
  记者:具体来说,您认为,在新时代,我们党要以怎样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
 
  冯俊:党要勇于自我革命就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党要勇于自我革命就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记者:正如您所言,全面从严治党能否落到实处,领导干部的示范和带头作用至关重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管好“绝大多数”。对此,您如何理解?
 
  冯俊: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讲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从严管理干部,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从思想教育上严起来,又从制度上严起来。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在讲到加强党内监督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
 
  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强调,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其实在讲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时就有管好“绝大多数”的意思,“全面”除了领域的全面,还有涵盖89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党组织的全面,从严治党是每一个党员的事,每一个党组织的事,一个也不能少。强调抓住“关键少数”是以覆盖“全面”和管好“绝大多数”为前提的,就是要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重点和一般的关系。“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使党内教育活动层层递进,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靠什么来管好大多数呢?主要是靠党章、党纪、党内法规,靠思想教育,靠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社会科学报》总第1598期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