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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激活经济发展的“单元格”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县域经济课题组

  县域经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经济单元,县域经济体承担着县(市)全域的经济发展任务,也赋有全域的社会民生改善的责任,只有县域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兴隆发达、民众安居乐业的治理目标。因此,对县域经济进行深入跟踪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更为生动活跃的区域发展态势,而且能够掌握更为丰富翔实的微观单元经济动态。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根据地区生产总值、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三项标准,在全国近二千个县域经济单元中遴选出400强样本县(市),作为分析研究比较的基础。报告构建了县域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标体系,对2018年400个县(市)的经济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
 
概览:县域经济竞争力与投资潜力
 
  2018年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分布17省(市),苏浙鲁三省百强县(市)数目达65席。在区域分布上,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百强县(市)数量最少。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百强县(市)个数分别是76个、15个和9个。2018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第1位的是昆山市,第2位的是江阴市,第3位的是张家港市,其次分别是常熟市、太仓市、义乌市、长沙县、慈溪市、宜兴市和龙口市。在竞争力十强县(市)中,有8个是长三角地区的县(市)。
 
  将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与400样本县(市)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百强县(市)生产能力突出,投资需求持续弱化。百强县(市)在生产能力、GDP创造财政收入的能力等方面明显高于其他样本县(市),并且具有逐步增强的趋势。百强县(市)投资总额和消费总额占比分别只有43.6%和41.3%,分别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和提高0.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能力相对生产能力而言仍然偏弱,特别是百强县(市)投资总额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表明百强县(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投资潜力有所下降,未来的发展将更多依靠转型升级。
 
  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卫生福利水平较高,平均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1731元,高出400样本县(市)平均水平8357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676元,高出400样本县(市)平均水平4684元。但基础教育改革亟需推进,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外来人口较多,随带子女入学却存在困难,导致小学在校生占常住人口比重降低。百强县(市)基础教育的欠缺对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造成很大的困扰,亟需通过改革推动教育公平优质和均衡化。
 
  2018年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散布19省,浙江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数目最多。三大区域样本县(市)投资潜力相对稳定。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投资潜力百强县(市)个数分别是53个、30个和17个。与上一年度相比,西部地区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数量增加了3个,而东部地区减少了4个。投资潜力排名第1位的是金堂县,第2位的是嘉善县,第3位的是界首市,其次依次是固安县、德清县、新津县、灵武市、闽侯县、平湖市和慈溪市。其中,金堂县、界首市、德清县、固安县、新津县也是上一年度投资潜力前10名。投资潜力排名前10位的县(市),依然大多数都是距离核心大城市不足100公里的县(市)。
 
形势:总体回升分化明显
 
  2017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向下调整后终于呈现触底反弹走势,GDP增速由上年的6.7%提高到6.9%。县域经济增速总体也呈现回升态势,但是分化却更加明显,部分县域经济特别是辽宁县域经济表现堪忧,成为影响区域振兴的不稳定因素。
 
  2017年县域经济平均增速较之全国更大幅度回升,400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之和为19.04万亿元,实际同比增长7.57%,相比2016年400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提高0.86个百分点,超过全国0.2个百分点的回升幅度。三大地区经济运行态势发生逆转,2016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下滑,中、西部地区上升,而2017年则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即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上升,中、西部地区下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东部地区在经济周期方面的引领作用,中西部经济调整居于从属地位,但具有一定滞后期。尽管如此,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仍然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均衡化趋势仍在延续。贵州样本县(市)平均经济增速仍然领先,辽宁平均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但仍然垫底。
 
  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较上年继续回落,但西部地区样本县(市)略有回升;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辽宁样本县(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达到54.3%,在25个省份中占比最高。投资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较上年明显回升,但是中西部地区样本县(市)都出现回落。财政方面,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受“营改增”的影响,平均增速较上年有所回落,八省出现负增长,但东部地区样本县(市)平均增速反而提高。人均收入方面,26县(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50000元,浙江独占20席,其中义乌市和玉环市携手并超60000元;各区域县(市)城乡收入差距继续趋于缩小。GDP规模方面,神木市、迁安市、如皋市和余姚市等4市首次入围GDP千亿元俱乐部,全国超千亿县(市)数量达到24个。
 
风险:房地产与地方债
 
  全国县域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是怎样?县域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其更容易受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特别是人口增长的有限性甚或是净流出,亦决定了其即使在房地产市场火热的情况下,去库存问题也不容忽视。主题报告认为,部分县(市)借势无节制供地推盘,导致房地产库存进一步升高,在全国房地产市场转入调整阶段后,又将面临库存高企、风险陡增的局面。2017年,受到货币化棚改政策下沉、乡村投资开发热潮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县域城镇房地产市场库存迅速下降,房价上涨较快,房价超万元县数量迅速增加。长期看,县(市)处于城市化末端,房地产市场发展空间较小,随着开发量的再度增长及销量的进一步回落,库存或将重新回升。
 
  地方债务问题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但是专门针对县域经济体的债务问题研究仍旧比较缺乏。事实上,县域经济体的地方融资问题也十分突出,融资占比也比较大,例如,早在五年以前,即2013年6月底,审计署披露的县级和乡级政府债务就占到省市县总债务的39.2%。由于大部分县域经济体的财政创收能力更脆弱,一旦形势逆转,县域经济体的债务问题也会首当其冲地凸显出来。
 
  主题报告认为,对高债务县(市)的风险监测,应当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重点;压缩债务规模,则是高债务县(市)的首要任务。三大地区中,西部地区样本县(市)债务负担最大,中部地区样本县(市)最低。分省份看,主要受其近年来大规模投资的推动,贵州样本县(市)呈现“双高”特征,即高债务率和高负债率,债务负担最重;主要得益于广东对全省债务规模的严格管理,广东样本县(市)债务水平最低。报告还发现,综合各种衡量方法,约有15%左右的县(市)债务水平都超过了警戒线,如果考虑到无法完整统计的隐形债务以及样本选择可能存在的偏差,这一比重会更高。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债务率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当基于动态的视角,在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要求和债务负担之间进行权衡。需重点压缩专项债务的规模,特别是明确和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源。
 
  《社会科学报》总第1643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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