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

首页 > 本期聚焦 > 列表

持续的经济增长仍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

 
  10月8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虽然各国央行向全球经济注入了超过10万亿美元资金,但全球经济仍然处于低增长或停滞不前的循环之中,提升生产力的投资如新基础设施、研发和技能开发等,并不理想。
 
  随着货币政策逐渐丧失动力,对于经济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依靠财政政策、结构改革和公共激励措施,将更多资源分配给各种生产力要素,以充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的新机会。持续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摆脱贫困的关键路径,也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对于提升人口的教育、健康、营养和生存至关重要。实现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期限是2030年,仅剩十年时间,而世界尚未踏上实现这些目标的通途。
 
全球经济增长将趋缓
 
  自大萧条以来,政策制定者主要通过宽松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使全球经济保持稳定,但是,尽管有大量的流动性注入——仅世界上四大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在2008年至2017年,就注入了超过10万亿美元的资金——但在过去十年中,生产力的增长持续停滞。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减轻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但它也可能通过鼓励资本错置而导致生产率的下降。由于利率极低,甚至为负且资金限制越来越严格,银行对不受信贷约束的企业和公司放贷的兴趣降低了。此外,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财政审慎、有限的财政空间和高水平的公共债务,意味着尽管借贷成本非常低,但财政政策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并导致公共投资的持续下降。
 
  随着大萧条的阴影越来越大,预计全球经济将趋缓。在过去的十年中,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许多新兴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印度、巴西、俄罗斯和中国——都在经历放缓或停滞。在最不发达的经济体中,增长仍然远低于潜力,并且高度波动。生产率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放缓。在2000年至2007年,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则为2.8%。在危机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暴跌。2011年至2016年,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仅增长了0.3%,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只增长了1.3%。除了加强金融体系的管理,决策者在危机中承诺的旨在恢复生产力的许多结构性改革并未实现。
 
  总体而言,由于信息通讯技术普及率的提高,全球竞争力同比提高了1.3个百分点。但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改革仍然迟缓。研究表明,大多数提高生产力的结构性改革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产生切实的成果。尽管总体趋势较为积极,但在过去一年中,有41个经济体的竞争力下降,其中包括七国集团中的五个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美国的降幅为最大,德国与英国的降幅也位于前十位。此外,地缘政治环境具有挑战性。在整个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合作使世界免于进一步的危机。如今,国际治理体系的僵局,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恶化,加剧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抑制了投资,并增加了供应冲击的风险。
 
收入不平等加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都在加剧。这使人们对自由国际经济模式实现共同繁荣的能力产生了幻灭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婴儿潮”一代最直接经历的社会经济扩张时期被誉为经济自由主义的“非凡发展成就”。反过来,这产生了一种期望,即未来的经济增长将继续产生类似的结果,并推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但是,到1970年代,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和共同繁荣开始脱钩,自2000年代初以来,它们之间的分野进一步扩大。例如,在美国,收入高于父母的孩子的比例从1940年代的92%降至1980年代的50%。同样,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显著的不平等,尽管这种经济增长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并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全球化通过将高生产率部门的低技能岗位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主要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技术通过减少对低技能岗位的需求和不成比例地奖励高技能工作,从而加剧了不平等。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应被视为政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的40年中,世界各国放松了对劳动力市场和金融的管制,修改了税法,减少了公共投资,这些措施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没有充分的政策措施来帮助工人和企业家来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减轻全球化对尚未从中充分受益的那些社会阶层的影响。因此,收入不平等并不是知识密集型和国际开放型经济的必然结果。相反,积极的国家政策和国际协调可以减轻全球化和技术对收入分配的潜在不利影响,并可以为所有人创造更多平等机会。
 
  机会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以及经济增长构成了循环联系。如果经济不发展,它将提供更少的优质工作和更少的创业机会。机会的缺乏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人才配置效率低下,这将同时降低增长潜力,并使贫困家庭无法从经济增长中受益。打破这种联系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加强“转换因素”,以弥合处境不利的家庭和既得利益阶层之间的差异。同时,促进公平竞争。公平竞争环境可在创新、价格和产品质量方面带来更好的结果。如果许多公司在市场上竞争,那么价格会更低(使消费者受益),而更大的竞争压力会转化为更大的创新、投资、工作和产品改进。
 
中国在多领域表现抢眼
 
  新加坡综合得分84.8分,成为距离竞争力前沿最近的国家。新加坡在基础设施、卫生、劳动力市场运作和金融体系发展方面排名第一。展望未来,为了成为全球创新中心,新加坡将需要提升企业家精神并进一步改善其技能基础。在20国集团中,美国、日本、英国位列前十名,但它们的位次都有所下滑。美国位列第2,下降1位。日本位列第6,下降4位。英国位列第9,下降1位。加拿大也是如此,位列第14位,下降2位。韩国、法国与意大利是发达经济体中唯一位次有所提升的国家。韩国排名第13位,上升2位,法国排名第15位,上升2位,而意大利排名第30位,上升1位,是今年仅有的进步的发达经济体。阿根廷是排名最低的国家,位列第83位,下降一个名次。
 
  在金砖五国中,中国是表现最好的国家,排在俄罗斯联邦之前,领先南非32个位次,领先印度、巴西约40个位次。中国排名第28位,与上次排名相比,并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信息通讯技术采纳(第18位)上的巨大提升,与上次相比,中国的得分提升了1.3分。中国的优势显然包括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国内市场与出口市场相加得到了100分)和宏观经济的稳定(98.8分,第39位)。在一些领域,中国的表现几乎与经合组织的标准相当。例如,中国在ICT采纳方面的表现超过了25个经合组织国家。健康预期寿命为68.1岁,比美国长1.5年,比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短0.8年,是金砖国家中最长的。基础设施也很发达(77.9分,第36位)。最后,中国一直在迅速提高其创新能力(64.8分,第24位)。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将从更高效、更开放和更公平的国内市场中受益,这将使竞争更加激烈,资源分配更加合理。
 
  在新加坡的引领之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地区。其次是是欧洲和北美。香港与日本的竞争力也位列全球前十,其中香港的位次是第3名。越南是改善幅度最大的国家,位列第67位。但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也是竞争力严重不足的经济体的所在地,例如柬埔寨(第106位)和老挝(第113位)。
 
  美国总体排名第二,是欧洲和北美地区的领先者。尽管排名下降了一位,但它仍然是创新型国家,在企业活力方面排名第一,在创新能力方面排名第二。企业家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美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12项支柱中9项支柱的得分,但与其他领域相比,某些领域的下降更为明显。特别是在产品市场支柱内,国内竞争比2018年降低了6个百分点,贸易开放度降低了4个百分点以上。荷兰(第4名)、瑞士(第5名)、德国(第7名)、瑞典(第8名)、英国(第9名)和丹麦(第10名)均进入前10名。在欧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是克罗地亚(第63名)。
 
  在南亚,与去年相比,印度的名次却有所下降,位列第68位,降了10个位次。虽然印度与巴西在竞争力结构上很不相同,但它们都是金砖国家中表现不佳的一员。印度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的五个支柱中排名超过100,在四个支柱中排名前50,但是,它在宏观经济稳定性(90分,第43位)和市场规模(93.7分,第3位)方面确实排名很高;尽管拖欠率很高(占贷款资产组合的10%,第106位),但其金融部门(69.5分,第89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这削弱了银行体系的稳固性(60.4分,第89位)。(刘丽坤 / 编译)
 
  《社会科学报》总第1679期1版   
  未经允许 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