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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

——未来要以结构改革应对增长风险
 
  10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0年将达到3.4%,但全球经济活动依然疲软,尤其是制造业活动的动力已大大减弱,低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为增强经济的抵御能力,政策制定者应设法解决对中期增长构成威胁的金融脆弱性。使增长更具包容性,对于确保更好的经济前景至关重要,这仍然是首要目标。
 
全球经济增长稳中有进
 
  报告预计2019年的增长率为3.0%,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趋于稳定,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助于在2019年余下时间和2020年提振全球经济增长,从而使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达到3.4%。
 
  在2018年下半年急剧下降之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在2019年上半年趋于稳定。在美国,今年上半年经济保持增长势头。随着2018年初减税措施所带来的提振效应的减弱,美国经济增长在过去几个季度趋缓。尽管投资仍然低迷,但就业和消费依然活跃。预计2019年的增长率为2.4%,到2020年将放缓至2.1%。在欧元区,自2018年中以来,外部需求的疲软和库存的减少(反映了工业生产疲软)一直限制了增长。因为预计外部需求将恢复增长,以及临时性因素的消退(包括影响德国汽车生产的新排放标准),预计今年下半年和2020年欧元区的经济活动将温和回升。预计2019年欧元区的增长率为1.2%,2020年上升至1.4%。欧元区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比下半年强劲,但由于工业活动的下滑,德国经济在第二季度走向收缩。
 
  总体而言,自2018年初以来,出口疲软一直拖累欧元区的经济活动。由于上半年外部需求弱于预期,法国和德国2019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略有下调。由于私人消费疲弱、财政刺激较小,以及外部环境的疲软,意大利2019年和2020年增长预期均被下调。西班牙的前景也略微疲软,预计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2.6%逐渐放缓至2019年的2.2%和2020年的1.8%。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阻碍了投资,导致英国经济的趋缓。英国预计将在2019年增长1.2%,在2020年增长1.4%。英国经济在第二季度收缩,最近的指标表明第三季度增长乏力。 在强劲的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推动之下,日本在上半年实现了强劲的增长。预计2019年日本经济将增长0.9%,2020年增长0.5%。随着2019年10月消费税税率上调,临时财政措施有望缓解部分预期的私人消费的下降。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计将在2019年降至3.9%,到2020年增至4.6%。亚洲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但随着中国结构性放缓,增长正在逐渐放缓。预计该地区的产量今年将增长5.9%,到2020年将增长6.0%。 在中国,关税上升和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加剧了经济的放缓,这一放缓部分是监管加强以减缓债务增长的步伐所导致的。面对不利的外部冲击,预计政策刺激将继续推动经济的增长,预计2019年增长6.1%,2020年增长5.8%。印度经济预计将在2019年增长6.1%,到2020年将增长7%。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所得税率的降低、近期采取的旨在加强企业和环境监管的措施,以及政府促进农村消费的计划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地区差异增大
 
  近年来,在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地区差异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些差异体现在实际产出、就业和生产率方面。自1980年代晚期以来,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地区差异有所增加,这反映出某些地区经济集中所带来的收益与繁荣,而另一些地区的经济停滞。平均而言,落后地区的健康状况较差,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就业比重要高于其他地区。此外,落后地区的调整速度较慢,不利的冲击对经济表现的影响长期存在。贸易冲击,尤其是外部市场上更大的进口竞争,并没有扩大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差异。相比之下,技术冲击(由机械和设备资本品的相对成本下降所引起)使更容易受到自动化影响的地区失业率大增,这一点在落后地区尤甚。
 
  衡量地区不平等的一个方法是计算90/10比率,即一国内处于前10%的地区(第90百分位数)的实际人均GDP除以倒数10%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对于意大利,90/10比率约为2,这意味着富裕的特兰托省的人均GDP约为西西里岛的两倍。与此形成对照,日本的90/10比率较小,为1.35。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内部的地区差异逐渐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之前三十年的显著缩小趋势。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内部的90/10比率目前约为1.7,这说明,平均而言,处于第90百分位的地区比处于第10百分位的地位富裕70%。不过,地区内部的收入变动往往比地区之间的变化幅度大得多。差异扩大还意味着,发达经济体较贫穷的地区不再像以前那样快速追赶富裕地区。(如上图所示)
 
  与发达国家相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地区差异在2000年代初有所上升之后,在2010年之后开始呈下降趋势。平均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地区差异的程度仍然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发达经济体地区趋同的平均速度已降至每年不到0.5%的速度,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地区趋同的速度已经上升至1%以上。近年来,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地区趋同减弱与不平等的上升加剧了人们的不满、政治的极化,以及威胁到了民族凝聚力。
 
  近年来,经济表现的区域层面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反映出一种看法,即发达经济体在增长和就业机会方面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这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和不信任,因为一些地区和人民被抛在后面。地区差异的大小和范围在各个经济体之间差异显著。地区差异与就业部门构成和部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密切相关。 与服务业(尤其是信息技术和通信等高生产率增长的服务业)相比,一个国家的落后地区更有可能使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并且更加集中于农业和工业。 与其他地区相比,他们的适龄工人人数也往往更少,这可能进一步导致他们的生产率表现较差。
 
  人力资本在推动地区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存在差距的情况下提高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机会,并进行更广泛的教育改革以改善学习成果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将使落后地区受益匪浅。同样,部署更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创造就业机会,对流离失所者进行再培训,以及为失业者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也可以帮助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但是,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设计对其成功至关重要。必须精心定制它们,以解决特定地区背景下的劳动力市场失灵,并定期进行评估和改进。国家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政策和扭曲也会影响区域调整和要素重新配置。证据表明,对就业保护法规和失业保险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可以减少不利的失业效应。
 
结构改革促进增长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取得了良好的增长。总体而言,生活水平已在迅速向发达经济体看齐。但是,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与发达国家收入趋同的速度仍然缓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典型的新兴市场与美国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了约1.3%,而典型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是0.7%。以这样的速度,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需要50多年的时间,而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需要90年的时间才能缩小其目前生活水平差距的一半。
 
  但是,趋同的速率是有差异的。尽管有些国家正在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有些国家则停滞不前。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灾害(危机、战争、疾病暴发、极端气候事件)在有些时候影响了其经济增长。增长不平衡、经济发展缓慢、对发达经济体政策和增长前景的担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的缩小,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对结构改革的兴趣陡增。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改革在1990年代较为强劲,但自2000年代初以来,改革的步伐已经放缓。研究表明,在管理、国内金融、贸易,以及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等领域的改革可以在中期带来可观的产出收益。一项重大而全面的改革方案可能会提升地区趋同的速度,并在一段时间内使年度GDP增长约1个百分点。从中期来看,重大的历史性改革对产出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除了一些例外,如产品市场的放松管制很快会取得经济效益,改革受益往往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显现。
 
  对于国内金融而言,自由化的改革(如埃及于1992年进行的结构改革)使产出平均增长了约2%,金融自由化增加了投资与就业。对于外部金融来说,自由化改革(如罗马尼亚于2003年实施的结构改革)在实施六年后使产出水平在统计上显着提高了1%以上。相反,外部金融改革对就业没有大的或统计上的重大影响。这意味着自由化对产出的积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于国际贸易而言,大幅削减关税(如1994年肯尼亚的削减关税)使产出提高了约1%、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约1.4%。削减关税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影响支持了传统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
 
  对于结构改革而言,改革的时机很重要——一些改革最好在顺境时实施。通常情况下,结构改革并未带来短期的宏观经济成本。但是,在宏观经济条件不佳的情况下,放松工作保护立法或放松国内融资措施不会奏效,甚至可能在短期内降低就业和产出,这可能是因为当劳动力需求或信贷需求下降时,刺激劳务或信贷供应无法引起很多回应。
 
  改革措施的组合以及改革措施实施的先后顺序也会影响到结构改革的效果。在治理能力更强大的国家,改革通常会带来更大的收益。这意味着加强治理不仅可以通过激励更具生产力的正规公司进行投资和招聘,而且可以通过扩大其他领域改革的收益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趋同。因此,将贸易、金融、劳务和产品市场的改革与改善治理的具体措施相结合将会取得良好的改革效果。(刘丽坤 编译)
 
  《社会科学报》总第1680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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