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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为高质量发展探新路

作者:本报记者 朱 唐

  潮起东海,浩浩汤汤。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至今已一年有余。这一年间,长三角一体化真正按下了“快进键”,这块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承载起了非同寻常的国家使命。
 
  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指导长三角地区今后一个时期一体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为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提供了依据。《纲要》中提出,要以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示范引领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横跨沪苏浙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已正式揭牌,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全面进入施工期。作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如何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
 
“示范区”建设冲锋号就此吹响
 
  最新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在东海之滨的江南水乡画了一个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被划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同时在一体化示范区内选择青浦金泽镇、朱家角镇,吴江黎里镇,嘉善西塘镇、姚庄镇作为先行启动区(面积约660平方公里)。“示范区建设大胆试、大胆闯的冲锋号角就此吹响。”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主任马春雷指出,这块波光粼粼、充满江南水韵的热土将秉承生态绿色和一体化发展的初心,肩负起“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率先探索从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的两个使命,朝着“新标杆、新高地、试验田、新典范”的战略定位迈进。
 
  在地理区位上,一体化示范区距离上海市中心60公里左右,距离虹桥交通枢纽30分钟车程;在生态环境上,一体化示范区内的蓝绿空间(蓝色水系+绿化面积)占比约为69%,区内河湖水面率为19.76%;在文化底蕴上,一体化示范区江南文化特色浓厚,先行启动区的5个镇中有4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古镇,堪称“最江南”的区域。“这是一块世界级的料子”,实地踏访过一体化示范区的规划专家们共同评价道。
 
  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一体化很有意义,但是一体化也很不容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已经有了整体的规划纲要。但是,由于涉及一市两省跨行政区域的一体化,因此最好先在一些制度创新层面先行先试,然后复制推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指出,由于“两区一县”的区域面积比较大,在其中先选择一个先行启动区做改革试点,成功后可以辐射到整个示范区,再辐射到长三角一市两省。“如果能把示范区做好,不仅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实施,而且对全国各个区域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都将起到实质性的示范推动作用。”张兆安说。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家宽注意到,一体化示范区总体方案的发展目标中,并没有经济类的约束性指标,而是在绿化面积、水质达标率等方面明确提出了八项生态约束性指标。他认为,这恰恰体现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理念。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空气、水、土壤污染联防联治联动机制逐步完善,这些生态环境方面的联动共保都为一体化示范区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绿色发展面临“成长的烦恼”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成立是一个喜人的开始,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上,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探索绿色发展的道路还在起步阶段,有机遇,也有挑战。以一体化示范区为例,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指出,“两区一县”地处三省交界处,是发展的相对洼地,要素流动也可能面临各种阻碍。未来的发展要摆在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考虑,既要一体化,也要生态绿色,实现高质量发展,树立样板、打造品牌,这也是其特殊意义所在。
 
  太浦河北岸,坐落着吴江黎里镇青石村。走进青石村,除了金黄的稻田,还可以看到一片片已清空的平地。一旁的展示牌显示着截至2019年9月底,这片土地上曾经林立的76个铸件、纺织和五金小厂房。“我们村的这些小作坊、小工厂是很早以前建的。这么多年下来,虽然在解决就业、增收致富方面发挥了不小作用,但也确实出现了产业层次不高、破坏污染环境的问题。趁这次建示范区,下决心进行了调整。”青石村党支部书记徐建春说。
 
  一体化示范区的困境所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长三角地区在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上所面临的“成长的烦恼”。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志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了当前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面临的几大挑战:一是城市内部的绿色发展效能不佳,相比于国际上的其他主要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能级水平不高;二是城市间绿色发展协同度较低,呈现出明显的分散化和碎片化特征;三是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爬坡阶段,在主要污染物上并未真正越过排放的峰值阶段;四是并未找到绿色转型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上还无法形成现代化的能力水平。
 
  从当前城市发展的要素相关性上来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曾刚以数据指出,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三者之间两两相关系数均大于0.85,相互促进效益显著,但它们与生态保护之间却呈现出微弱负相关,相关系数小于-0.19。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跳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零和”陷阱,实现长三角地区高水平绿色发展,依然重道远。
 
  一体化发展要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率先探索从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示范区内这么多湖,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水质要求不同,在统一标准、统一执法方面,未来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吴江汾湖高新区经发局局长吴伟斌说。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寅指出,一体化示范区将聚焦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项目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公共信用等方面,率先探索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创新,形成一体化发展的共同行为准则。“善于汇各地之长,创示范区之新”“既要干好‘自己的事’,也要做好‘我们的事’,还要帮好‘邻居的事’”……“两区一县”的相关负责人均强调要“突破行政区域壁垒”。
 
如何突破创新,助力绿色发展
 
  在过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好的经验,也存在挑战。如何突破既有的障碍,又如何把好的做法推而广之,需要一个示范区来率先进行探索与示范,这正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使命任务。如何在后续的示范区建设中,践行这一使命?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认为,在互相协同的过程中,各地需要形成共识。可以总结为,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最高标准指的是,谁的标准高,按照谁的标准来。而对未来发展来说,要向最好水平看齐。对于同一个湖,如淀山湖,不同地区需要建立统一的排放标准。对于公共服务设施,上海已提出“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其他地方也应当对照如此标准。“形成共识是有难度的过程,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共同协商。”郑德高说。
 
  示范区如何打造生态友好型一体化发展样板,探索生态友好型高质量发展模式?曾刚向本报表示,要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高生态环境系统管控水平。一是应加强生态 “源头联防”。在这一点上,西欧莱茵河、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加大长三角江、河、湖、林生态廊道和生态屏障建设力度,抓牢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建立长三角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从源头上建设绿色生态屏障;二是加强环境风险“过程联控”。加强长三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政策、工作互通,建立排放标准衔接、监测数据共享、协同监督管理、联合科技攻关的合作机制,健全危险废物、固体废物运输储存、处理一体化监管体系;三是加强污染问题“后果联惩”。完善环境保护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建立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违法“黑名单”制度,落实联合惩戒措施。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绿色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这样才能跳出生态负相关发展困境。金泽镇“蓝色珠链”北岸已传来了好消息,华为青浦研发中心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它将在这片保留了最为原始的沪郊乡村绿色生态的土地上,开展终端芯片和物联网领域的研发,预计导入3万名科技研发人才。上海市青浦区区长余旭峰乐观地展望:“华为研发基地落户青浦西岑社区,充分说明‘有风景的地方就会有创新经济’。”
 
  实现以生态绿色为引领的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突破和创新,也需要时间静待花开。正如陈家宽所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时间并不长,这个示范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未来怎么来突破?第一个是一定要尊重自然。因为江南是水乡,而且又有文化传统,要根据自然规律来布局发展,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第二是一定要传承历史。青浦也好、西塘也好,有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古镇,在这个区域历史上还有考古资料。第三是一定要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社会科学报》总第1684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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