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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接点治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1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成果发布会:《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9)》暨全国百强县(区)报告”在北京举行。报告原则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超150亿、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过10亿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50家三项标准,在全国近2000个县域经济单元中遴选出400强样本县(市),作为分析研究比较的基础
  
开创县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2019年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全国百强县(市)分布18省(市),苏浙鲁三省百强县(市)数目达62席。江苏百强县(市)占23席,比上年减少2席,浙江和山东百强县(市)分别占21席和18席,浙江没有变化,山东则减少1席。河南、福建百强县(市)也较多,分别占8席和6席。河北占4席,湖南占3席,内蒙古、安徽、湖北、四川、贵州和陕西各占2席;辽宁、吉林、江西、广东和云南各占1席。山西、黑龙江、海南、广西、重庆、青海、宁夏和新疆等8个省份无缘百强县(市)。
  
  2019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县(市)依次是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义乌市、长沙县、慈溪市、宜兴市和龙口市。2019年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散布18省,浙江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数目居首,安徽数目增长迅速。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浙江达到26席,比上年减少1席,安徽达到19席,增加4席,江苏占13席,与上年持平,山东只占2席,比上年再减少1个。此外,福建占6席,四川占5席,河北和陕西各占4席,河南、湖北、湖南和贵州各占3席,山西、广东和云南各占2席,辽宁、江西和宁夏各占1席。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海南、广西、重庆、青海和新疆等8个省份无缘投资潜力百强县(市)。
  
  三大地区全面调整,中部地区县(市)表现较为稳健。分地区来看,2018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分别为12.31万亿、5.63万亿和2.26万亿,同比实际增速分别6.70%、7.59%和7.50%,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0.26个百分点、0.08个百分点和0.97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已是连续两年回落。
  
  云南县(市)超越贵州增速领先,福建县(市)高水平上高增长令人刮目。分省份来看,云南、贵州和福建样本县(市)总体经济增速分别达11.33%、11.32%和8.70%。新疆、内蒙古、山西和吉林增速都不足5.00%。25个省份中,黑龙江、云南、湖北、辽宁、河北、陕西和福建样本县(市)总体增速比上年都有所提高,其他18个省份都较上年有所回落,其中重庆、广西、宁夏、新疆和陕西样本县(市)总体经济增速回落幅度都在2.00个百分点以上。各地区消费总体增速均现回落,中部地区消费表现平稳。2018年,400样本县(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体增速为9.7%,比上年回落1.4个百分点。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县(市)增速分别为 9.2%,10.5%和10.8,分别回落1.4个、0.6个和3.7个百分点。
  
  消费占GDP平均比重上升幅度增大,中部地区提升最快。201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继续下滑,400样本县(市)消费占GDP的比重继续呈现增加之势,由36.9%上升到38.2%。其中,中部地区县(市)提高了1.5个百分点,在三大地区中提高幅度也最大。不过,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部分受到有些县(市)经济增速较低,以及部分县(市)数据调整等消极的因素影响。
  
  投资增长大幅减缓逼近GDP增速,西部则显著低于GDP增速。2018年400样本县(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总体增速为6.8%,回落3.0个百分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县(市)这一增速分别只有6.3%、9.9%和0.5%,分别比上年回落2.8个、0.7个和10.0个百分点。其中,中部县(市)总体增速已是连续三年下滑,西部县(市)连续两年下滑。
  
  公共财政收入增速由降转升,六省县(市)出现负增长。2018年400样本县(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总体增速为8.6%,比上年提高 5.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县(市)平均增速分别为9.2%、6.6%和9.0%,分别提高5.4个百、4.1个和7.2个百分点。“营改增”和部分样本县(市)对统计数据和税收数据进行核实调整降低了上年财政收入基数,是2018年县(市)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此外,2018年许多县(市)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也贡献了许多地方税费。
  
  9县(市)人均收入超60000元,义乌独超70000元。400样本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0000元的县(市),江苏、浙江分占5个和4个。400样本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0元的达到33个,比上年多出7个,除了福建省石狮市外,尽为江浙县(市),其中浙江更是达到25个之多。400样本县(市)中,浙江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达到52854元,是唯一超过50000元的省份。
  
全国新城(区)增长动能增强
  
  样本共包含208个的新城(区),除了个别具有主城区性质和功能区性质的城(区)外,其余新城(区)基本都包含在内。208个新城(区)共分布在28个省份。报告计算了全国新城(区)发展指数,前100名即为全国百强区。
  
  2019年全国百强区:广东全国百强区最多,占21席,江苏次之占16席。其次是重庆、浙江和上海,分别占10席、7席和7席。山东、湖北和四川各占6席,北京占5席,天津、河北和福建各占4席,江西占2席,湖南和陕西各占1席。山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13个省份没有新城(区)将进入全国百强区。
  
  2019年全国百强(区)前十名依次是深圳龙岗区、广州黄埔区、佛山顺德区、南京江宁区、常州武进区、佛山南海区、杭州余杭区、上海嘉定区、深圳宝安区和苏州吴江区。其中,广东占据全国新城(区)前10名的前三位,以及第6位和第9位,共计半数。
  
  全国新城(区)比400样本县(市)增长动能略强,但消费增长稍显乏力。2018年,全国新城(区)GDP规模平均值比400样本县(市)高125.0亿元,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7.11%,投资增长率平均达到7.81%,分别比400样本县(市)高0.04个和1.14个百分点。不过,全国新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分别比400样本县(市)低0.50个百分点和0.35个百分点。
  
  发展动能方面全国百强区强于208个总样本,但弱于全国百强县(市)。除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以外,全国百强区在GDP规模、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率、人均储蓄额、金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等方面,其平均值都显著大于或高于208个新城(区)总样本。与400样本中的全国百强县(市)比较,全国百强区在GDP规模和人均储蓄额等数量指标方面的平均值要大于全国百强县,但是在动态指标方面,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外,平均值都低于全国百强县(市)。
  
  新城(区)的发展情况与其所属城市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全国百强(区)属于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新城(区)数量分别为25个、39个、19个、15个和2个,分别占各类样本数量的比重分别为83.3%、72.2%、46.4%、39.5%和4.4%。
 
进一步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县域房地产市场持续活跃,平稳度有所增强。2018年100样本县(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由上年的13.7%放缓至8.5%,商品房销售均价增速由上年的13.6提高至15.3%,不过二者变动幅度比2017年都有所缩小。100样本县(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总体增速为18.4%,比上年提高4.9个百分点。样本县(市)房价收入比平均值为5.50,上年为5.19,中位数为5.08,上年为4.73,总体继续呈现攀升趋势。25个有数据可查的县(市)中,商品房待售面积有所下降的达到18个县(市),整体继续保持了库存去化的态势。
  
  房地产市场的景气度尽管对地方财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具有积极影响,但却很难对地方财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经济发展状况应该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最高的50个县(市),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达到10.0%,而其余增速较低的50个县(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只有4.7%。但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却会受到上一年度房地产市场状况的显著影响。同时,100个样本县(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公共财政收入平均比值达到0.97,近乎相等。2017年商品房成交面积增速最高和最低的50个县(市),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95.7%和59.5%。
  
  贫困县(市)发展动能较强,但内部分化严重,财政能力严重不足。100样本贫困县(市)总体GDP增速7.94%,高于400强样本县(市)。不过,黑龙江、海南、甘肃、宁夏和山西贫困样本县(市)GDP增速平均都不到5.0%。2018年,100样本县(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平均只有29.6%,而生活服务业比重高,工业化程度低,意味着贫困县(市)就业机会偏少,财政自给能力不足。2018年贫困样本县(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低于400强样本县(市)2.5个百分点,而支出高于后者5.8个百分点。贫困样本县(市)以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比率衡量的公共财政自给率总体上只有0.12。
  
  同时,贫困县(市)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速平均值略低,但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更高,并呈现中间低两端高的分化局面。尽管,贫困县(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高,但两极分化同样也非常剧烈。贫困样本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略高于400样本县(市),但是绝对水平却只相当于后者的73.1%。
  
  城市行政等级差距对县域经济影响较大,需调整不公平优惠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县域城市地方人均公共财政收入与上一等级城市差距更大,其平均比值只有0.66,中位数为0.52,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的平均达到0.93,中位数为0.94。虽然县域城市地方人均公共财政总支出与上一等级城市差距明显缩小,但其平均比值也只有0.72,中位数只有0.61。这表明,县域城市与上一等级城市的差距更多表现在公共产品提供的保障能力方面而不是私人物品的购买能力方面。建议切实落实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改变竞相打造大中城市中心增长极的做法;重新审视优惠产业政策,鼓励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更多在县域城市布局,减少不公平竞争政策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
  
  《社会科学报》总第1687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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