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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疫情冲击下金融市场的新变化

  【编者按】  2020年将是经济变局更为深刻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打乱了我们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发展的轨迹,但这是暂时的困难。从长期看,不会改变中国经济企稳和转型升级的趋势。
 
  要坚持底线思维,对可能的外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前瞻性做好政策储备,促进国民经济稳健运行。
 
  重视疫情冲击下金融市场的新变化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难以预测的外部强冲击,同时还叠加了石油价格的大幅下滑和粮食价格的冲击,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不同于次贷危机,本次疫情冲击带来的动荡,是由疫情冲击导致经济局部停摆开始,进而显著冲击服务业和供应链,同时也导致不同区域的经济出现大幅衰退,最终疫情的冲击反映到了金融市场。疫情冲击下,宏观和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市场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关注度持续提高。实际上,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往往会促成对原有理论的反思和新的经济金融理论框架的形成。大萧条期间,经济的动荡加速了凯恩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本次在应对疫情导致的危机中,一些学者提出具备“无限支付能力政府”的设想,即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无限制扩张政府债务,来应对疫情导致的衰退。现代货币理论的代表人物L.Randall Wray在2017年出版的《现代货币理论:主权货币体系的宏观经济学》里,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我们既要关注到现代货币理论对拓展财政发力空间、应对危机的积极作用,也要警惕通胀约束、债务风险等潜在的风险点,还要关注其对全球金融体系所产生的不平衡、不对等的冲击。从历史上看,尝试拆除中央银行与财政之间的隔离带,实际上已经有过阶段性的实践,而且效果并不好,这一次我们如何做到趋利避害?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负利率及零利率市场环境所形成的深刻影响还在不断发酵。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日本、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基本上都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这种利率格局会通过信贷、储蓄、汇率、居民资产等方面对整个经济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当然,这种政策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刺激经济。从长远看,毋庸置疑会带来很多挑战,如果是长期持续的零利率负利率,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的经营都会带来较大的挑战。在十分平坦的收益率曲线下,金融机构经营的难度极大提升。从趋势来看,如此庞大的政府债务使得央行不得不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凭借此约束我们可以预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市场仍是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状况。
 
  要持续关注交易技术的创新在市场恐慌中起到的作用,以及交易技术是否会加强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并不是由市场基本前提变化所引起的,其往往可能是由市场本身的微观结构、交易技术的变化所引起的。TABB集团的数据显示,2019年定量对冲基金占据了美股28.7%的成交量,较2013年增加了一倍多,这比所有中小散户的成交量加起来还要多。如果再加上被动型基金指数投资者、高频交易员、做市商,自动交易系统在所有交易中的占比高达85%。技术变革的背后是交易者结构出现的深刻变化,有近85%的交易是由机器模型或者被动型的公式控制的自动交易系统进行的,这就形成了一个空前的、节奏一致且速度惊人的交易“群体”,其一旦形成踩踏恐慌、羊群效应,后果也可想而知。因此,此次的金融动荡也给了我们观察、研究交易机制的机会。
 
  将宏微观的数据结合起来,是否能够预测或预警金融危机?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有很多的研究模型大家耳熟能详,比如 Frankel & Rose模型、次贷危机之前美联储的FRB/US模型,以及金融业常用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和风险价值模型(VAR)等,但利用这些经济学者们系统研究梳理的模型,也基本上没能及时发出危机预警的信息。未来可能的一个方向是,通过将宏微观数据结合,来帮助改善预测,至少预警金融危机。未来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也有可能为金融危机的预测贡献新的知识和方法,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公共卫生科学和经济学怎样实现深度融合?消费贷款信用风险事件的状态转移矩阵高度类似,可视为经济学和公共卫生科学融合的一个尝试。未来如何评估并改善公共卫生措施的效果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在这个领域中,病毒传染模型、政策处理模型、生存分析模型等经济学的模型和算法会有一定的帮助,也会有非常实际的应用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如何构造一个非现实环境,基于微观事实模拟现实世界?仿真和模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工具。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我们也试图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模拟,构造非现实环境。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在宏观经济领域进行实验的可能性在增加。2019年,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位经济学家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澄清了许多对贫困的混乱认识,并将扶贫手段有效性的评价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当然,疫情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无法事前建立一个对照实验组,也不存在非常逼真的“沙盒”。这些问题应该如何去进一步研究,有待我们深入挖掘。
 
  疫情加速重塑国家经济地理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杨开忠
 
  疫情对地理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疫情期间直接差别化地影响了地理经济的正常运转,长期来看,因应疫情将强化重塑经济地理中的“韧性”考量,从经济区位行为、人口城镇化和经济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加速国家经济地理重塑进程。经济本土化、区域化相对加强,将通过影响产业区位条件和行为来影响中观、宏观区域经济布局,进而加速国家经济地理重塑,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速世界级产业链集群建设。究其原因,一是产业链集聚指向性加强。经过疫情的冲击,增强“韧性”、最大限度降低外部冲击的威胁将成为经济战略行为的重要考量。从区位行为来看,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区位调整中,企业将更加强调接近供应商和客户,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中也将更加重视促进本土化产业链发展。因而,在产业布局中,产业链集聚指向性将加强,本土相对独立的产业链集聚水平将提高。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中断性破坏,在一段时间内必然给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困难,但从动态发展角度来看,也为全球强化本土化产业链带来了战略机遇。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精准识别补链强链的战略机会,强化“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强化产业链核心竞争优势,必然成为我国本土化产业链建设的战略行为,从而加速世界级产业链集群发展。
 
  第二,加速形成国家城市群经济圈相对独立的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中观层面上生产力布局的基本原则就是地区专业化和综合发展相结合,基本目标就是在有条件的协作区和省份建立各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形成经济多极发展的积极局面和满足国防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逐步淡化了这方面原则和目标的战略考量。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近几年开始引起人们的重新关注。此次疫情将加速以国家城市群为核心、统筹核心与周边地区的城市群经济圈这一战略的落地和发展进程。
 
  究其依据,一是产业链集聚指向性加强将推动地区综合发展。无论是在企业更加接近供应商、客户的过程中,还是在政府加强产业链发展布局中,那些配套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都将获得额外的优势。因此,生产力中观布局原则从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比较单纯强调地区专业化重新螺旋式回归到强调地区专业化和综合发展相结合上来,培育发展不同层次和尺度的地域生产综合体自觉不自觉地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成为制定实施国家城市群经济圈的战略目标。二是国家城市群经济圈之地域生产综合体必然为相对独立的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我国京津冀地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的粤港澳地区、长江三角洲区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经济圈等国家城市群经济圈,人口相当、甚至明显大于日本人口,面积相当、甚至明显大于人口和经济均占日本90%左右以上的本州岛,建设自立发展的经济体系的条件和可行性远远优于日本八大广域地区,完全有条件在未来的发展中建立相对独立的现代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
 
  第三,加速形成世界级多中心网络型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根据GaWC,到2019年,我国已有香港、北京、上海、台北、广州、深圳6个全球性城市(世界一线城市),以及以全球性城市为核心的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和台湾海峡4个世界级城市群,但数量和档次均不及人口不足我国1/4的美国。世界经济本土化和全球化再平衡,不仅在需求侧意味着国内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而且,在供给侧会降低产业对外转移强度。从沿海和内地关系来看,无论是需求侧还供给侧的这种变化,都将给内陆地区经济带来额外优势,内陆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必然有所增加,作为内陆优势区域的内陆长江经济带、内陆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势必相对加速。
 
  一些人认为,疫情之后,数字经济转型加速将使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趋于扩大。片面地、静态地从沿海和内陆数字化转型的差距来讲,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确可能扩大,但由于世界经济本土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上述产业转移趋势有利于缩小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之疫情之后农民工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的动力可能减弱,多种力量作用下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抑或扩大是不确定的。尽管如此,上述产业转移趋势无疑是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形成世界级多中心网络型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在这种趋势下,在实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基础上,结合全国在疫情之后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政策支持,加快制定实施长江中游经济圈等国家战略是可以预期的。
 
  《社会科学报》总第1707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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