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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破解早期中国文明特质的关键

2020-10-15  作者:本报记者 程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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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文物考古和科学研究迈上新台阶。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8月,国家文物局印发《“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2020年—2035年)》,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将不断加深我们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价值的认识。
 
  夏文化探索一直是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为国内外所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2019年10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洛阳开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相关座谈会上表示,“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2020—2024)已启动。夏文化研究是整个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研究中至为关键的重大学术研究课题,也是破解早期中国文明特质的关键。
 
  关注:信史,还是传说或神话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两大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夏”。夏文化探索的历程是学术界“多方寻求答案”的历程,也是学术界不断讨论“解决疑问”的历程。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和祖先记忆中,夏是中国第一朝代,自周代以来就毋庸置疑。“五四”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思潮,质疑禹的真实性存在。胡适更认为“东周以上无史”。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质疑信史说。由于现在缺乏当时的自证性文字材料,欧美汉学界多表现出对夏的怀疑和否定。复旦大学陈淳教授指出,“夏代信史说也只是一种看法而已”。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董琦也认为,夏代信史说是一家之言,尽管这“一家”的成员数量较多,但并不能概括学术界的全部。
 
  二是信史说。李学勤则在历史学界力推“走出疑古”,坚持夏为信史。近年清华简的整理有不少新的发现,如清华简的《厚父》篇记载王与厚父回顾了夏朝的兴衰,提到了禹、启等开国先王。学界认为,至迟在周武王所处的时代,夏人后裔所自述的夏代历史已经与《史记·夏本纪》的记载没有太大的差异。孙庆伟更因2018年出版的专著《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而成为夏代信史派的新锐代表。
 
  三是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长期遵循老所长夏鼐规定的“凡是以考古所名义发表的简报、报告,有材料说材料,不掺杂个人的观点”,没有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他一再强调,夏是一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
 
  此外,“夏文化”的概念长期以来也是歧义迭出。董琦表示,1977 年11 月,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鼐首次提出对“夏文化”简要的界说:“‘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即使如此,自此以后的二十多年来,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意见,有学者归纳了十种之多。这一方面反映出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另一方面反映出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局限。
 
  二里头遗址:“夏都”身份千年之谜 
 
  1959年5月,考古学家徐旭生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丰厚的灰坑和遗物,后该遗址被命名为二里头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的证据等,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也因而有“最早的中国”之称。作为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二里头”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其身份之争经久不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凤瀚教授告诉记者:“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识,直接关乎对中国考古学的夏文化探索如何评价。”目前,有关二里头遗址的争论观点主要有三种:
 
  一是“夏都”说。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坚信二里头遗址是“夏都”,这既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成果,也是综合多学科研究的结果。在支持这一观点的专家们看来,一方面,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众多“中国之最”,包括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最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域、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另一方面,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包括碳十四在内大量科技手段证实,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正好就是文献记载的夏的重要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在支持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遗址的专家中,观点也不尽相同。有的承认它为夏文化,但对二里头遗址是夏都存疑,认为称之为夏朝的都邑更为妥当。
 
  二是“商都说”。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把二里头文化分成四期,争论的是具体每期对应的朝代。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第二种认为一二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第三种认为都是夏文化;第四种认为都是商文化。
 
  三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由于至今没有足够证据,许宏称自己的观点是独立于“夏都说”和“商都说”的“有条件的不可知论”。
 
  “讨论二里头是不是夏文化和夏都,只能说是学术关注对错了焦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曹兵武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夏,以当下的学术发现和研究,既不可能轻易否定,也不可能按照甲骨文证实商那样去证实,更不会就是文献所述的那个样子。至于有专家说,夏的问题只能等待将来考古发掘出夏代的文字来证明,也属无稽之谈。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有文字,也许有了文字也未必会像甲骨文那样记录王系,自称为夏。不过,尽管有学术争议,学界并不否认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
 
  未来:探寻重建古史的正确方法
 
  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不应是简单的技术工具,要与中国考古学文明阐释的人文关怀底色相关联。在现有情况下,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文献所记载的古史传说是否能与考古遗存对应的问题上。夏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由知识生产的外部与内部背景关联所决定的。中国人民大学陈胜前教授在采访中指出,从学科外部背景关联来说,是中国重新进入世界体系的历史身份证。回到学科内部的背景关联,夏的问题涉及作为考古材料的物质遗存需要得到文献、传说的确认;在学理(考古学理论)层面上,需要解决物质遗存与族群的对应条件问题,其难度很大。
 
  “现在关于夏文化的讨论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只不过是研究者们各抒己见而造成的虚假的繁荣,是对学术研究工作的不了解和不尊重,当然也是不严肃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认为,夏文化探索的方法比材料重要。他把以往的方法归结为“夏都法”和“夏墟法”,“夏都法”过于依赖王陵、文字等“铁证”,将希望寄托于偶然性上,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可能性。“夏墟法”则希望通过大范围的文化比较来“比”出夏文化,是考古学的正途,但此种方法不能解决夏文化的起点和终点问题。有鉴于此,他提出了“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强调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并且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或者说,借助于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
 
  我国的早期国家探源在科学方法上存在先天不足,比如考古学文化概念既无法与族群的概念对应,也无法与国家的内涵类比。因此,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族=夏朝的推理并不成立。陈淳从科学研究最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义的源头进行反思。他告诉本报,探究早期国家起源,问题不是要确定某个特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是要透视社会运转过程的一种连续和持久不断的性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不在于相互印证,而是各自优势相得益彰。历史学适合自上而下的重建,可以将文献看作一种社会层累记忆的政治史。地下的考古材料适合自下而上的重建,将其看作古人行为和日常生活的物质遗存,能够通过学科交叉和科技整合的手段提炼各种信息,重建社会结构、生计活动、经济贸易、生态环境、种群分布与迁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发展过程。“这种科学和脱胎换骨的‘二重证据法’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古史重建的必由之路。”
 
  认识夏及华夏文明需要另辟蹊径,集中精力探索这个特定时空范畴内的文化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汇聚成一个伟大文明的具体过程与途径,尤其是它在中华传统形成中深远的奠基性意义。曹兵武告诉本报,追寻已逝的古代,建立族群的记忆与认同,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原材料与方法体系:神话—传说—文献记载的历史—民俗化石—考古遗存。它们天然不会聚焦于同一焦点,需要去深刻把握物质遗存的文化传统的精髓。后世所说的血统、文脉、学统、道统,以及国统等等,它们共同组成了早期的华夏传统。
 
  “夏文化的探索是可以的,但不要扣民族主义的帽子,学术研究应当宽松。”朱凤瀚在采访中指出,鉴于现实因素,包括材料的局限,以及认识上所受到时段的局限,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二者相互整合与对接以探索夏文化,必然存在较多局限性,取得最终成果会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他强调,考古学所揭示的考古学文化现象的广度与深度,与其调查与发掘的面积有直接关系,我们所能获取的分析样本的系统性和典型性也很重要。二里头文化的性质,以及夏人是否有文字材料等重要学术问题的解决,可能有待于二里头文化的高规格墓葬等遗存的发现与发掘。
 
  显然,夏文化探索引发学术之争,一方面是因为细节的深入探讨难度更大,另一方面,缺少能够促使问题深入开展的重要新发现。夏问题本身并非不可能解决,陈胜前也表示,通过多学科的工作,尤其是文字的发现,是可能做出回答的。考古学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考古学可以从其他方面为夏问题贡献更丰富的内涵。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6期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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