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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王朝:袁世凯的“自毁游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勇

   今天的研究者应该有一种超越性的眼光,超越袁世凯和那一代人的恩怨来研究,否则,就很难看到历史真相。这种研究的结论,不是为袁世凯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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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2016年是袁世凯去世一百周年,2015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或者叫“未遂的王朝”洪宪王朝发生一百周年。一百年过去了,对袁世凯该骂的都骂了,现在应该可以心平气和追问洪宪王朝、帝制复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的研究者应该有一种超越性的眼光,超越袁世凯和那一代人的恩怨来研究,否则,就很难看到历史真相。这种研究的结论不是为袁世凯翻案。

 

“被负面”的形象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袁世凯被描述成一个我们今天知道的大概形象。

  

  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袁世凯所呈现给我们的是负面的形象,认为他在之前的十年统治朝鲜是有问题的。其实,今天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不是完全这样,袁世凯对朝鲜的发展,其贡献还是正面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当中出卖了维新派。真实情况是他知道康有为的政变计划,因为他当时是清朝的副部长,如果去报告也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袁世凯是“有密未告”,因为他不同意谭嗣同武力夺权计划,他不同意,就意味着谭嗣同们不可能成事,因而他也就没有大舌头似的到处乱说。还有一个问题是两宫死亡,现在的研究基本可以证明跟袁世凯没有关系。

 

宋教仁是袁世凯的盟友

  

  武昌起义发生后,袁世凯认为这是反朝廷的事情。在收到清廷召唤后,他又出发了。当时清廷的改革已经裹足不前了,袁世凯希望利用外部压力推动改革发展。到1911年12月,和平妥协不能实现后,袁世凯接受了部下段祺瑞等将领的“强硬性”建议,放弃了清廷,走向共和。

  

  在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非袁莫属”是朝野各界关注中国问题人的一个基本共识。在清末十年,袁世凯有效推动了君主立宪,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民国,应该说,袁世凯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在走向共和的大势所趋下,他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但袁世凯很快感受到了当时政治架构的不足。

  

  1912年10月,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布总统令,召集国会,制定国会的选举办法。国家选举气象大好,大家主动选举、竞争也很激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选举,也有贿选和假票现象,但是均遭到非常严格的处理。国民党通过组合成为了第一大党,宋教仁当选为理事长,之后便风尘仆仆地到处参加选举。通过1912-1913年的选举,中国人的力量都被动员了起来。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然而,1913年3月20日,发生了宋教仁上海被刺杀案。那时普遍的看法,作为国会大党领袖,宋教仁将竞争总理,他能威胁到的就是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换言之,宋教仁此时的风头不管怎样强劲,都不能去与袁世凯争天下,他只能是袁世凯的盟友,而非其政治对手。这一点袁世凯清楚,不可能去杀一个对自己无害的人。宋教仁也清楚,所以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请黄兴代为致电袁世凯,请求袁世凯继续推动宪政,如期召集国会,为中国制定一部好的宪法。

 

“天坛宪草”与“袁记约法”

  

  4月8日,宋教仁去世后不久,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开会,当时参议院和众议院互选30名议员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来制定宪法。由于这个宪法草案是在天坛的一个会所制定的,因而历史上习惯称之为“天坛宪草”。

  

  民国元年以及民国二年,政治面临的困境就是最高权威的分裂,大总统没有最高权力。因此,“天坛宪草”是一个很不成功的宪法草案,没有根据民国建立两年来的实践对《临时约法》进行修正,而是坚守了《临时约法》的权力构架,继续让议会、国务院、国务总理分割大总统的权力。

  

  假如袁世凯接受这样的宪法,那么在他的任期内,其施政情形与民国元年、二年没有多大差异。换言之,就是什么事情也别想干成,中央政府将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冲突中。

  

  袁世凯无法接受“天坛宪草”,但他确实不该向各省都督、民政长呼吁,将各省军政民强势人物引进来一起争论,讨论“天坛宪草”。各省都督、民政长原本就对民元以来省议会专政非常不满,因而他们随声附和,异口同声反对“天坛宪草”,要求袁世凯解散国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处置参与南方革命党人反袁起义的国会议员,从而引发一场严重的“国会危机”。

  

  国民党议员的离开,使国会无法继续履行职责。袁世凯在幕僚们的建议下,以政治会议行使国会功能,制定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在历史上被称为“袁记约法”,其问题是太过于迁就总统的利益与权力了。

 

“君宪救国论”

  

  “袁记约法”缓解了民国初年部分的政治紧张,但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虽选择了中立,而日本以“英日同盟”的理由介入了战争,把山东的胶州湾从德国手中接管了。1915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虽然《二十一条》让袁世凯觉得日本要灭了中国,但5月9日不得不答应了日本的很大一部分要求,尽管他悲情透露这是一个国耻。

  

  中日谈判将近结束的时候,杨度上了一个内参:“君宪救国论”。中国要想强大,不被别国欺负,必须重走君主立宪的路。袁世凯很欣赏这篇文章,于是一些人士开始朝着君主立宪方向运作。杨度先找严复。

  

  严复从来就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在武昌起义发生后始终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君主立宪体制,因此,自然不会反对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杨度从严复的谈论中获取了动力,紧接着,他又找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人讨论,并进而组织 “筹安会”。

  

  筹安会的出现,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但这个事件一方面迎合了袁世凯的心理,另一方面确实属于民国政治的自由权利,不能从法律层面予以禁止。但是这样的公开讨论、鼓吹影响很坏,进而在知识界、政界形成了一个复辟帝制的风潮。

  

  而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此时弄了一个报纸,不断刊登一些诸如外界人士希望袁称帝的消息,以致使袁世凯误判了当时的形势。此外,当时所聘请的一些宪法顾问古德诺、有贺长雄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走共和之路有些早了,重回帝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各方面舆论推动着民粹,希望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络绎不绝飞至他的面前,写请愿书的人包括后来被称为反袁英雄的蔡锷、唐继尧。这让袁世凯以为大家都期盼他称帝,他后来崩溃的原因也在于此。

  

  当一切筹备妥当,袁世凯1915年底宣布次年改元“洪宪”,洪宪王朝进入成立前的倒计时。让袁世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时,最先赞成重回帝制的蔡锷,却与唐继尧、梁启超等人宣布反对帝制复辟,宣布讨伐袁世凯,宣布护国。

  

  此刻,他发现不仅国内政治家反对帝制复辟,列强实际上也很少赞同中国重建帝国。于是,袁世凯让一切称帝活动停了下来,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还是共和国的大总统。

  

  袁世凯的打算引发了南方的不满,此时的袁世凯陷入了困境中。是成为一个老百姓呢,还是继续处理此事呢?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慢慢找到退位的方法呢?但是直到袁世凯去世为止,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有一个传闻讲,袁世凯家族的人寿命都较短,用喜事冲一冲会好一些,但是没有成功。或许,袁世凯临死前对自己所作所为是极为后悔的,他一生很少做错事,却在老年做出了这样的荒唐事。1912年,袁世凯发通电讲,我不会做中国的拿破仑,即使我做不成中国的华盛顿。袁世凯本有希望做中国的“华盛顿”,大家对他的期望也很大,然而在大历史的局限下,他无法把握自己。

  

  所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从大的环境来分析他的主观诉求和客观效果是什么,有哪些偶然因素影响着他。

 

  

《社会科学报》总第1492期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