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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华:思想的沉重与飘逸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 李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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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清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是中南大学曾钊新教授二十年前的著作。此次搬家,从书柜中发现了它。也许是看多了阿谀文人的文字,读多了千篇一律的文章,再读曾钊新先生的《午后清唱》,犹如盛夏饮冰露,痛快在心头。古之儒者谓“所过者化”,于曾先生笔触底下方能见出所化者何。回首往昔,触之当下,见诸未来,先生之斧凿所至,无不精致。忧思中伴随着沉重,沉重中带着几分调侃的飘逸;犀利中见出一位老者的平和,平和中荡漾着一位思想家的灵魂和一位道德学家的别样情怀。
 
  古人言学,常有渐悟、顿悟之分。渐悟者,用功于下学,求言语之诵数,终日兢业,期豁然之境;顿悟者,直入本体,见拳石即泰山,自一点灵虚不昧即是万象照毕,廓廓然天机常运。曾先生正视社会,直面人生,目光如炬,平日所思,汇成心曲,清唱出来,足见渐悟过程之久,顿悟功夫之深。其实,由渐悟到顿悟是一种痛苦,要不,为什么会有“难得糊涂”的警世之言?真正的思想家总是用自已的脑袋思考自已,总是“用刀子对他们的时代的胸膛进行解剖”,总是把历史扛在肩上而不是提在手上随时准备甩给他人。顿悟有时也是一种孤独,因为思想家的命运就是“怀着你的爱和创造走进你的孤独里去”。一颗平庸的灵魂并无值得理解的内涵,因而也不会有真正的孤独,充其量就是一种空虚和无聊。曾先生没有用“糊涂”来逃避这种孤独的痛苦,而是用“清唱”来道出心中的思虑,让沉重的历史感和责任感融于清唱小曲之中,低沉中溢出思的飘逸,飘逸中带着思的沉重与伤痛。
 
  尼采认为,只有真正的思想家才够称为哲学家,并对哲学家与学者作过严格区分:学者天性扭曲,真正的哲学家却天性健康;学者冷漠,而真正的哲学家却热情而真诚;学者无创造性,真正的哲学家却富于创造精神。学者又有四种类型:秘书型,只知整理材料使之系统化;律师型,只知为自己的问题辨护;牧师型,只知让別人信仰他的信仰;犹太型,运用逻辑迫使他人同意他的意见。面对尼采如此刻薄的划分,中国的文人们不知怎样“对号入座”。中国究竟有多少可以称为思想家的文人?一个社会连文人的思想都没有,会有人文精神吗?实在令人怀疑。
 
  曾先生不但是学问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他开创了道德心理学和伦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并且用现在的话讲,基本是中国话语构建的理论学体系。思想者往往是先知先觉的,我最近了解到他曾经的研究计划,如他想主持的两套丛书目录,大家就明了他的研究风格和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这才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如道德人格丛书:《淡泊——饱含道德追求的心境》、《独善——困境中的自信》、《兼善——发达后的自尊选择》、《节俭——灵魂修炼的日常举措》、《温和——溶化邪恶的道德力量》、《自讼——道德得以存在的生命》、《气度——高尚品德的容量》、《厚道——处世为人的亲和力》、《守诺——自我保护的有效防线》、《圆满——不断进取的境界》、《贤良——君子的风度》、《谦恭——自信和自爱的统一》、《疾恶——爱的积极抗争》、《忍让——对恨的高超制服》、《刚正——真理铸成脊梁的人》。又如人格扭曲丛书:《奴性——失掉本性的人》、《平庸——降低目标过日子的人》、《怯懦——在恐惧中度日的人》、《贪婪——以打劫为志趣的人》、《鲁莽——把理性甩出天外的狂人》。我们今天想做的事,先生很早就开始做了。他的人性理论也是独树一帜,提出过“人性是道德的第二土壤”的观点。同时在教育哲学领域也多有建树。尤其是他在书中“唱”出来的这些思想,叫人耳目一新。头足分工的政治学隐喻,面对“大哥大”的“无知”,对“上帝儿子”的寻找,对“解脱”的解脱,等等,读起来意味深长,催人深思。
 
  文人身上也许背负了太多不相干的包袱,因而步履艰难,生命也因此乏味如一堆砂土。寻求超越似乎成了文人的唯一。文人自有文人的解脱法,虚幻中的憧憬、酒杯中的慰藉,山水中的清音,抚琴长啸的寄意,依红偎翠的逍遥,墨泼中的悲愤。曾先生同众多的中国文人一样,面对巨变中的中国,面对商业文化和工具理性的侵扰,自有道不尽的疑惑和伤感。曾先生试图用唱来战胜自我,超越于烦恼之外,嘴是轻松了,心是平静了,而脚始终提不起来。其实,不妨学学尼采的“跳舞者”,跳越于一切陈旧的戒律之上,自由地“舞蹈在金碧辉煌的销魂之中”,使思想与双足协调起来,边唱边跳,高蹈轻扬,不来得更飘逸、更潇洒些么?
 
《社会科学报》总第1545期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