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

首页 > 思想·文史 > 列表

邓伟志: 春节随想

作者:上海 邓伟志

  想想自己过春节的经历,总觉得有点难为情,恐怕讲出来会让人笑话。我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颠沛流离,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谈什么过年!人家过年有鱼肉,俺家过年吃红薯,能吃上素馅扁食(即饺子,我们家乡一直沿用古代的说法,把水饺称扁食)那还是邻居送的。不过,老一辈总是给我们讲一个道理:“生活简单化,学识复杂化”,天天叫我背诵“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还叫我背诵一首乞丐诗(之所以不加书引号,是因为是口头教我的。我至今不知诗的题目和作者),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双足踏翻尘世路,一肩担尽古今愁。”这种思想扎下了根,成了我的座右铭。几十年来我的春节总是过得很简单。改革开放以后,生活大为改善,我和老伴两人还是坚持不为过年所累,有几个菜就可以了,营养足够了。贵重食品不一定营养好,营养好的不一定对我好,不必太考究。
 
  值得一提的春节,一个是1977年元月初。节前我被上海派到北京《红旗》杂志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文章没出来,春节不能回家。节前《红旗》杂志负责人王殊、邢方群到招待所慰问我们外地作者。节后,《红旗》杂志社又用大巴士送上海、山东、广东以及接收《红旗》的《思想战线》编辑部的一部分同志去西山游玩。有的爬到山腰就爬不动了,我与三四位学者坚持爬到了顶峰“鬼见愁”。最后十来米是标准的四肢着地爬的,不是广义的“爬”。在鬼见愁鸟瞰四方大地,心旷神怡。那时没电脑,文章是写在方格子稿纸上的。我们文人被人戏称为“爬格子的”。爬到鬼见愁,浑身是汗,我们是“爬来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外冷内热,我们几个人背着风议论开来,自豪地说我们实现了爬山与爬格子的统一,决心回去用爬山的精神继续爬格子。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的春节。那时我借调在上海市委大批判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是从海军总部过来的,家属在北京,他三天两头在晚上九十点钟来我们组里,谈天、谈工作。春节前,车部长和我们组长王树人都给大家拜了早年,并说,节日期间就不互拜了。不料,大年初二一大早王树人登门了。他一进来,就拱手讲:“拜年!拜年!”我奇怪了,连忙说:“不是讲不拜了吗?节前不是都互相拜过了吗?”待人一贯和气的王树人脸红了。他对我老婆说:“我是来向小张(我老婆姓张)道歉的,有任务,我得马上把小邓带走。”什么任务也没说。那时军事化的味道还很浓,保密意识很强。我妻子,包括我女儿就恋恋不舍地把我交给王树人了。路上老王低声对我说:“节后中宣部长张平化要在上海召开华东片六省一市宣传部长会议,要车文仪重点发言。车文仪的提纲有了,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由我们组写,后半部分由出版系统大批判组长张默组织撰写。时间很紧,得马上动手……”由于我们不是捷才,写得比较慢,到张平化来上海时,我们两个组才交卷。车文仪看了很满意,略加改动就打印了。到部长会议开始时,按议程由车文仪首先发言,他讲了没几句,张平化和六省一市的部长们便插话表示赞同。车文仪一听赞扬声,立即说:“我这发言稿是由今天列席会议的王树人和张默两位写的。下面接下去是不是就由他们两位来替我讲吧!”张平化称赞车文仪的豁达,同意由王、张代讲。讲后,张平化便像王树人年初二把我带出去一样,把王、张带到中宣部任要职去了。
 
  以上就是我记得起的春节。我1981年先在中国第一个恢复社会学系的复旦大学分校开课,迄今三十六年。师生关系一直都不错。有位学生不赞成我讲课中的观点,我也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逻辑推理很顺当,我给他打了高分,为学生所佩服。这位学生后来在上海财大当所长,现已退休。
 
  对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我深有体会。几十年后,我有两名学生先后当了我们学院的党委书记,成了我的顶头上司。过春节,他们总要以领导身份看望老教师。彼此见了有说不完的话。我说他们是领导来看望部下,他们说是学生来看望老师,笑声连邻居都能听见,大大增加了节日喜气洋洋的气氛。
 
  师生感情融洽,学生过春节总是忘不了我,但我不让他们登门,怕他们太花时间。我要求他们用现代方式拜年。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每年都会打电话、打国际长途,发伊妹儿,有的还写诗词祝贺。近年来又用微信来拜年。我不会用微信,但我76岁的老伴会用,学生就把拜年要说的话发给她。她再转告我。大家开心里咯来,一言难尽。尤其是年初一,电话一个接一个。我呢?二十多年来每年都写贺年信发给他们。由于学生太多,我就请在沪的一位研究生帮我向她的师兄师妹们转发。可不,今年春节的拜年活动早在节前几天就开始了。几位学生发来拜年的email,有的告诉我生了孙子,有的告诉我买了房子,还有的告诉我得了什么奖。好笑的是他们说,为什么要在年前拜年,是因为怕人说是“黄鼠狼”。我开始看不大懂“黄鼠狼”的意思,想了一会才明白他们提前拜年的用意,开心得让我乐不可支。春节成了我们师生共同的开心节。
 
《社会科学报》总第1546期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