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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为什么消费主义如此盛行?

作者:澳大利亚华裔学者 张 明

 
  谁也不会想到,“双十一”这个曾是几个年轻人用来调侃的日子,竟会演变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购物狂欢节,甚至被视为一种国家软实力的象征。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天天都会发生,但这种偶然背后是否蕴含着某种必然?
 
  一、消费主义与产能过剩
 
  现代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作为研究一切经济现象的逻辑起点,并认为,人类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一种永恒的经济现象。然而,人的真实需求始终是有限的,无限的只是人的欲望。今天的人类与几千年前的人类在生理需求上并无明显区别,但现代经济早已不是为满足人的真实需求而存在了。圣雄甘地造就说过:“地球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实质是基于“需要”,还是基于“贪婪”的问题。
 
  自从剩余产品出现后,人类的总供给就开始逐渐大于人类的总需求,如果没有剩余产品,社会就不可能有积累,不可能扩大再生产,而一直存在的匮乏和贫穷主要是由于剥削和分配不均。随着现代科技和资本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更是大大超过人类的需求,今天,到处是堆积如山的产品,到处都在打折促销,而人类内部的分配却更加不均。现代经济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全球股灾,金融危机,实体经济萎靡不振,都是由于总生产大于总消费的长期积累。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全世界仍有8亿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据国际援助组织乐施会的报告,2016年全球1%的富裕阶层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其中,全球8个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较贫穷的一半人口(36亿人)财富的总和。
 
  与此同时,今天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一方面拼命地制造过剩,一方面又人为地制造贫穷。为何发展?为谁生产?已成为问题。在加速制造,加速消费,加速废弃的背后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推动,发展似乎并不是为了人。因为如果是为了消除贫困,人类已有足够的财富来贫困;如果是为了维持人类身心健康,则完全不需要这么多财富;如果是为了人类的延续,目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难以为继的。
 
  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一经启动就再也无法停止,趋势一旦形成,便会自我加强,一切都会按照自身逻辑来演化,直至耗尽一切可能。被裹挟进去的人、事、物都会生成科技与资本的一部分,所有的人为努力都会助长科技和资本的膨胀,所有的主动创新都成了科技和资本自发秩序的被动表达。早已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操纵科技,他们不过是科技的工具;也早已不是金融家和企业家在操纵资本,他们不过是资本的工具,而大众则只是科技和资本的载体。
 
  科技和资本一开始就是以自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它们是一种活的生命(不是比喻)。不同的只是,人类的生长环境是自然,而科技和资本的生长环境是人类。成熟后的科技和资本注定会摆脱人类控制,直至完全自行其是。今天的科技和资本已侵蚀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充斥了生活的每个细节,主导了整个人类的走向。一切似乎都大势已去,为时太晚。然而,生活中偶有对进步和发展的质疑,对科技和资本的反思,仍会遭到来自科技和资本共同体的攻击,以及大众的嘲笑。
 
  而那些仍企图从国家层面和政治层面对科技和资本加以控制的想法又是多么天真:第一、作为整体的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早已超出了国家的驾驭能力;第二、科技和资本早已成为现代政治正当性的主要来源,所有现代国家无不以发展为目标,发展又无不以科技和资本为优先。人类可能真的已被科技和资本绑架,除了按照科技和资本的轨迹加速发展,加速消费,加速污染,加速毁坏外,已别无选择。对个别科技和资本领域的人为干预不仅不会改变其总体趋势,反而会引发其在更大领域和更深层次的扩张。
 
  科技和资本具有天然的依存关系,科技为资本提供牟利手段,资本为科技提供发展创新的动力,而科技与资本的结合则使各种形式的分化整合变得更复杂,更具颠覆性,更难控制,更难预料。
 
  技术进步本可使所有产品既美观精巧,又经久赖用,但现实却往往相反。“计划性淘汰”是今天各种工业产品普遍遵循的一条设计原则,它是指在设计制造产品时通过人为设定使用寿命,使产品到期就会过时或出现故障。这种原则被巧妙嵌入产品设计、生产、销售、时尚和媒体等全过程,其策略就是通过人为缩短使用周期来促进长期销售,通过额外销售收入来抵消生产和研发成本。这种设计理念就是科技和与资本结合应用的产物,它先是得到利益共同体的默认,然后成为一种社会常识。
 
  据最新解禁的纪录片《电灯泡的阴谋》介绍,1881年当爱迪生发明首个商用灯泡时就能连续使用1500小时,到1924年使用寿命已达2500小时,但今天的电灯泡的寿命却只有1000小时。美国加州利佛摩尔市一个消防队的一支4瓦的小灯泡自1901年起点亮之后,迄今已连续使用了110年。现在,按照“计划性淘汰”原则设计生产的产品早已从电灯扩大到几乎所有工业产品,包括冰箱、微波炉、洗衣机、电动剃须刀、吸尘器、彩电、电脑、打印机和手机等等。所谓“产品生命周期”其实就是“为故障而设计”“为坏掉而制造”。与“计划性淘汰”原则配套的还有“一次性使用”和“用过即扔”等理念。
 
  在这一点上,计划经济倒是比市场经济更诚实。计划经济时代产品的共同特征都是经久赖用,而非精美方便,这也许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之一。计划经济曾是人类为消除市场弊端,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而进行的伟大尝试,但历史证明,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更由于科技和资本强大的自主本性,对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的人为设计和控制是不可能的。市场蕴含的聚合力、适应力和协调力是政府难以达到的。市场是超越地域和文化唯一有效的经济体制,它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方面,比政府机制要灵活、周密和有效得多,没有什么比市场机制更适合科技和资本的发展创新,科技和资本的功能只有在市场机制条件下才能得以最大发挥,这使得大多数实行过计划经济的国家最终都不得不放弃。
 
  然而,由科技和资本带来的快速增长一旦超过实际需求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自从1825年英国开始出现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后,产能过剩已成为世界经济常态。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每次危机都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等阶段。各国应对过剩产能的对策不外乎都是扩大内需,向外转移,兼并重组和淘汰落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刺激消费。今天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靠消费,在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已占经济总量的七成以上,中国经过30年的追赶,到2016年,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也已接近七成。而近年来,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喜欢便宜货等国情,加上支付方式的创新,使中国的网络销售比西方发展还快。
 
  马克思曾认为,产能过剩的原因在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则在于分配不公,分配不公在于私有制。只要实现公有制,就能消除分配不公,解决需求不足,从而化解产能过剩。由于历史局限,在人类三大基本矛盾(人与人、人与自然、身心)中,马克思同大多数思想家一样,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矛盾,很少关注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他们的方案又都是靠发展来解决,而发展则是基于生存资源的无限性假设。他们都没有充分意识到,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三大矛盾中的制约作用,因此,人与人的矛盾一直掩盖了更为深刻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他们更未预料到,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和经济的爆炸式增长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后患。
 
  这个世界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多的人,尤其负担不起按西方方式生活的人。分配不公是一个事实,产能过剩则是另一个事实,比分配不公更加致命的是整个人类生存危机的日益加深。过剩比匮乏对人类的延续威胁更大,过剩一定来自对未来透支。然而,今天人类在科技和资本的驱使下,在追求进步发展的道路上已越走越远,越走越快,但越发展,产能过剩越严重,资源越短缺,环境越恶化,贫富差距越大,身心疾病越多,而这一切在现代范式内又是无法解决的。
 
  二、消费主义与单身趋势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动物,有史以来,人类一直过着集体生活,家庭在人类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虽然个别的单身独居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存在,但多因无赖。单身独居成为一种主动选择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它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今天,“一人户”的家庭在瑞典、挪威、芬兰、丹麦、日本、西欧和美国已超过一半,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甚至高达60%,在韩国为27.2%,在中国也已达16%,而上海“一人户”家庭已占四分之一,北京为五分之一。截至2015年,中国单身总人口已达2亿。
 
  现代人选择主动单身,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既有精神的原因,还有生理的原因。今天的世界早已人满为患,到处弥漫着紧张与喧嚣,宁静和安详已异常稀缺。人人都充满着压抑、烦恼和焦虑,人人都渴望轻松自在,孤独已成了这个时代普遍的内心状态。独居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古怪、病态和不道德,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孤独的恐惧已变成了对孤独的热爱。
 
  由于人类精神的整体衰落,尤其是受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现代人普遍不对婚姻抱太大希望,人们越来越不愿承担责任,也越来越缺乏与人相处的信心。不仅年轻人不愿与父母一起居住,就连老年人也不愿与子女同住。独居因此已被认为是人格独立和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与此同时,经济独立和社会保障又使单身独居成为可能。城市工作、生活和娱乐的种种便利,尤其是发达的通信和交通服务,使得人人都可以过一种不求人的生活,曾经只有家庭才能提供的帮助如今都可以花钱购买。独居因此也被视为经济发达程度和社会完善程度的标志。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独居早已突破了文化界限,正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迅速蔓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从富裕人群像普通人群,从年轻人向中老年人扩散,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实力越强的人,越可能选择独居。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个自由、开放和多元的时代,为什么人们偏爱独居?
 
  独居现象在本质上是由科技和资本发展导致的社会疏离造成的。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从陌生人社会走向匿名社会,所对应的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种历史趋势反映的是人类疏离范围的扩大,疏离程度的加深。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主要靠道德来调节,由于彼此之间更多顾忌,更多依赖,更多监督,个人行为更多节制;陌生人社会和匿名社会的人际关系主要靠法律来调节,这样的社会虽更多公平,但由于彼此之间更少依赖,更少监督,更少顾忌,更自我中心,个人行为更多任性,因而也更适合独居。
 
  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科技和资本的分离倾向是一致的,科技和资本注定会通过生产和生活方式悄无声息地将人们从本质上分离开来,使人们感到在一起的紧张压抑和独处的轻松自在。独居比其他生活方式对科技和资本的依存度更高,而年轻人又比老年人与科技和资本的相关性更高。科技和资本所带来的观念的颠覆是任何历史、文化和传统都无法抗拒的,就连曾经最注重家庭关系和社群生活的中国和印度,今天也成了独居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的国家。任何社会一旦受西方价值影响,只要科技和资本达到一定水平,就会有更多人选择单身独居。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曾预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全面的理性化过程,它不仅会对社会生活带来重大影响,也会对个人生活造成深远影响,而功利计算在个人生活中的发展,将可能导致家庭的解体。 
 
  现代人除了在精神上缺少对婚姻的向往外,在生理上也越来越缺乏对婚姻的冲动。现代社会诱惑太多,压力过大,焦虑过重,加之生活方式混乱,食物和环境的污染,使得现代人心神过度耗散。仅管现代人的性发育时间大大提前,接触性文化的时间越来越早,社会舆论对性行为的限制越来越少,年轻人接触性文化的门槛越来越低,但现代年轻人群中正出现普遍的性冷淡倾向。研究表明,人类精子数量和质量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下降,年轻人比他们父母辈的性行为频率明显减少。 
 
  许多年轻人似乎对约会、结婚、做爱和生育不太感兴趣,甚至觉得是一种负担,宁愿把时间、精力和金钱花在工作、消费和娱乐上也不愿承担由此而带来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低结婚率、低生育率和低交配率正在成为全球趋势。由“性冷淡”演化出来的“中性化”和“无性化”已成为一种时尚,体现在时装和日常生活用品上,许多人甚至刻意在穿着打扮和表情上追求这种风格,这无形中又强化了“性冷淡”趋势。性爱一直被视为人类最原始、最天然的欲望和动力,普遍的“性冷淡”是否预示着与机器人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在逻辑方向的契合?这种契合是否意味着人类有性时代的结束?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统一,又高度分裂的社会。所谓统一,是指在科技和资本统治下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高度统一;所谓分裂,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身心之间的高度分裂。一方面,人们是如此重视隐私,常常可以为一点点小事诉诸媒体,对簿公堂;另一方面,又如此热衷于将隐私公之于众,生怕无人知道。普遍的空虚无聊使财富崇拜、外貌崇拜和名人崇拜的风气比任何时候都更甚,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以及社会舆论的宽容,更使这种过分的自我关注发展到病态程度。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展示来自己只是为了引起关注,而引起关注只是为了得到一种类似于名人崇拜的心理满足,这种自恋人格的增长速度与肥胖症一样快。 
 
  单身独居是一种人类亘古以来未有的改变,它将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中说,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为“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就个体而言,由于传宗接代的观念的过时,与婚姻相关的财产、陪伴和生育等职能如今都可找到替代,结婚已不是人生的必然选择,婚姻功能将继续弱化。就整体而言,随着家庭功能和家庭意义的丧失,家庭将不再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而传统家庭的瓦解将使整个社会将更加原子化。已经离散的思想、情感和心理都无法重聚,那些鼓励人们回归家庭的努力都是一厢情愿,因为使人们聚在一起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西方的今天就是东方的明天,日本老人的今天也将是中国老人的明天。人类除了学习单身,适应独居,已别无选择,而我们无法阻止这一进程,乃是因为我们无法改变科技和资本对人、自然和社会的加速分化。 
 
  从大家庭到小家庭,从单亲到单身,从晚婚、离婚到不婚,是人类从精神取向时代向物质取向时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必然的现象。人类从这一巨大转变中获得的既是前所未有的解放,也是前所未有的失落,而最大的获益者则是科技和资本。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娱乐、社交和养老,核心家庭的经济成本都比传统家庭高,“一人户”家庭又比核心家庭高。当一个家庭变成两个家庭或三个家庭,所有的支出,如房、车、家电以及一切日常开销都会翻番。 
 
  作为一种自我陪伴的生活方式,单身独居必须更多依赖科技和资本:用机器来代替人,用技术来维系社交,用虚拟世界来代替现实人生,用制造无聊来代替空虚。单身人士会比有家庭的人士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餐厅、酒吧、洗衣店、KTV、电影院、超市和旅游上。独居人士也更倾向于移情宠物,除了手机外,把宠物当成最好的伙伴,而仅仅是与宠物相关的服务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如宠物的销售、医疗、洗澡、托养、美容和殡葬等等,与单身经济相关的各行各业正在成为朝阳产业。如果未来“一人户”成为主流社会形态,将会给整个经济带来非常可观的发展空间,经济规模将成倍增加,GDP也将大幅提升,“双十一”的成功已经证明单身经济的巨大效应。 
 
    三、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 
 
  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最大的事件可能莫过于大众文化的出现,从此,文化就被重新定义了。但大众文化不是人为塑造的结果,而是工业生产和都市生活的产物。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就是刺激感官,释放欲望,消解意义和价值,承载科技和资本,其主要内容就是消费和娱乐,其形式可以是任何形式,只要能满足消费和娱乐怎么都行。科技和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呼唤大众文化,只有消解意义和价值才会有助于物欲释放,而欲望释放越充分,科技和资本发展创新的动力才越强。 
 
  直到新教伦理出现以前,历史上没有一种伟大的精神传统将赚钱视为高尚,但早期资本主义文化风气与大众文化还不同,那时的人们拼命赚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挥霍享受,而是为了上帝的恩宠,为自己在天堂预留一个位置。对牟利的冲动和对天堂的向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抑制了牟利的冲动。但到了大众文化阶段,已不需要为牟利和享乐寻找任何借口,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为消费和娱乐而产生的。早期资本主义贪婪和勤俭还仅仅局限于新兴资产阶级,到了大众文化时代,已蔓延到全社会。 
 
  大众在本质上从来都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制约这种力量的一直都是靠两种机制:要么由信仰和权威来引导,要么迫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对大众思想行为构成内在约束的是那些伟大的精神传统,而构成外在约束的则是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近代以后,仅管空洞抽象的“人民”取代了上帝成为新的崇拜偶像,但大众的本质并未改变。大众文化的兴起与人类精神文化的衰落,与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的产生是同时发生的,它是物质过剩和精神空虚共同孕育的产物,而人类精神文化的衰落又是由于唯物论、无神论与进化论引发的。 
 
  唯物论、无神论与进化论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撑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为现代人类提供了统一的世界观,它是一切现代理论学说立论的前提。无神论根植于唯物论,进化论又根植于无神论和唯物论。这些观念让人相信:人与其他物质没有本质差别,不存在轮回和报应,也没有天堂和地狱,人是动物的后裔,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人死如灯灭。这些观念贬低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尊严,违反人类共同的思想经验,消除了人们对死后的恐惧和对来世的希望,在客观上助长了人类整体的放纵,它为满足物欲提供了思想依据,成为现代人类精神萎缩,道德衰败的思想根源。 
 
  在人类文明的大多数时间里,维系人类内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一直是信仰和道德,作为外在约束的法律,只是对道德信仰的补充。而今天,维系人类各种秩序的力量几乎完全要靠法律了,法律不仅要规范各种与科技和资本相关的事物,更要对日益衰败的心智和日趋复杂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进行调节。法律在本质上都是科技和资本意志的体现,而所有现代价值都只是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的社会属性:民主法制是科技和资本的政治属性,市场经济是科技和资本的经济属性,大众文化是科技和资本的文化属性。在整个现代框架内,它们之间是彼此兼容,又相互协调的,在一种缺乏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条件下发展科技和资本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随着整个人类精神的衰落,相应的道德规范多已失效,而那些仍然保留的部分,仅仅是因为其与现代规范暂无冲突,如果产生冲突,定会被无情抛弃,无论其传统多么强大和悠久。据法国益普索调查公司2013年发布了一项名为“全球物质主义、理财和家庭态度”的调查,在20个国家中,中国人对物质的热衷程度位居榜首,中国人物质主义全球第一。在这个科技和资本已主导了整个时代,物质生活已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要由科技和资本来赋予,各种道德和行为规范都是基于科技和资本的逻辑,科技和资本的原则更是贯穿于现代社会的所有条例、规章、制度和法律。 
 
  人类文化从未遭遇过像大众文化这样对意义、价值和审美的颠覆。伟大的精神传统总是将人的关注、志趣和激情引向精神世界,从而极大地抑制了人的物欲。今天的文化已不承载意义和价值,审美也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一切都受现实功利的支配。伟大的精神传统都是稳定和持久的,而大众文化却是多变和短暂的,大众文化无时无刻不在追随科技和资本,其捉摸不定与科技和资本的变化不居是一致的,其主流文化地位与科技和资本对整个时代的主导也是一致的。 
 
  生活在大众文化中的人们,人人都是科技和资本的天然崇拜者,对大众来说,由伟大精神带来的神圣崇高与消费和娱乐带来的兴奋刺激已无二致,任何科技和资本创新立即就会得到大众的响应(微信、网购、网上支付、共享单车),这与历史上大众对新生事物的拒斥已完全不相同。没有什么文化形式比大众文化更适合科技和资本,正如没有什么政治形式比民主政治更适合科技和资本一样。所有的商家都在讨好消费者,所有的政府都在讨好选民,所有的文化都在讨好观众。然而,这个看似属于大众的时代其实是属于科技和资本的,无论是作为观众的大众,还是消费者的大众,或是选民的大众,其实都只是科技和资本的载体。 
 
  现代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都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大众文化,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在这之外发生的。如果把现代社会比喻成一台电脑,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就相当于硬件,民主政治和大众文化则相当于软件,它们是自我生成,相互兼容和自我协调的。它们对彼此之间的需要远大于它们对人的需要,人只是使它们产生相互关系的场景。对科技和资本来说,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民主法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而大众文化则是最好的文化。人从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大众文化中得到的好处都是其副产品,而失去的则是包括自身的生命价值、生存意义和生存环境在内的一切生存可能。 
 
  大众与知识分子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这种差异已随着现代知识的普及逐渐消除;过去的大众意味着没文化,但现在的大众意味着具有进步观和发展观,热衷于赚钱花钱和使用各种新技术的所有人;过去的知识分子多具有崇高理想,悲悯情怀和高远志趣,现在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今天,所有的人都在读同样的书(励志类),看同样的电影(好莱坞大片、韩剧),听同样的音乐歌(流行歌),谈论同样的话题(股市、足球、旅游)。在这个艺术沦落为娱乐的时代,唯有平庸才能迎合大众,唯有大众才能成为推动科技和资本的发展创新的动力。 
 
  现代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紧张、压抑、焦虑和孤独已成为普遍的精神状态,富足带来的往往是厌倦,闲暇更增添了无聊,能够带给人快乐的事物越来越少,人的积极的天性正在丧失,快乐的功能正在萎缩,而能够给人以慰藉的宗教、道德和艺术都已衰落。今天,许多人疯狂购物不是为了方便、省钱,甚至不是为了有用,而只是为了分泌多巴胺,因为烟民、酒鬼、隐君子和购物狂最终都受多巴胺控制。但购物后,随着多巴胺浓度下降,兴奋消失,懊悔产生,就如同手淫。“血拼”这个流行词既是英文“shopping”的音译,又是一种巧妙的意译,它形容带血的疯狂,花钱如流血,花钱后的心疼。事实上,现代社会各种新鲜、刺激和具有挑战性的活法和玩法,都是为了制造这种能给人带来快乐的化学物质,仅管制造的方式越来越多,但维持兴奋的时间越来越短,需要的剂量却越来越大。
 
  所有动物行为都是建立在真实需求上的,只有人的行为是建立在虚假需求上的,而从虚假需求上的产生的贪婪、嫉妒、攀比、虚荣、野心和权力欲又使人陷入无穷的争斗。今天,就维持基本身心健康所需的物质而言,其实人人都不缺,但人人都缺钱。直到不久以前,几乎所有社会还将购买自己无力偿付的东西视为一种耻辱,但现在却被看成一种能力。“先用后付”已被普遍接受和大力提倡,而那些从不欠债,从不借贷的个人和企业反而会被认为无能。“寅吃卯粮”甚至被用作国家发展战略,这种风气正按照科技和资本的传播路径迅速扩散:从西方到东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 
 
    四、消费主义与节制 
 
  所谓节制就是控制欲望,保持适度,避免过分。节制不仅表现为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财用上的节俭,更体现为社会对待发展和创新的态度。人类所有传统都崇尚节制,早期的经典都注重节制,《易经》的节卦(第六十卦),中国古代的五德(温、良、恭、俭、让),古希腊的四大美德(智慧、勇敢、正义、节制),基督教的七大美德(谦逊、冷静、自律、贞洁、勤劳、宽容、慷慨)等,都将节制视为道德的基础。 
 
  节制是一种历史范畴,节制与其他传统美德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而文化的本质就是生存方式,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某种社会功能,如社会整合功能,社会导向功能,社会调节功能,提供意义和价值的功能,节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发挥与特定的生存环境、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协调一致的作用。节制不属于理性时代,节制属于精神取向时代和农耕时代。 
 
  使节制成为必要和可能是有前提的:第一、必需是由于某种内心的敬畏;第二、必需是出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实际需要;第三、这种敬畏和需要已内化和积淀于相应的社会组织、精神文化、心理结构、道德体系和信仰体系中,具有普遍的行为指导意义;第四、最重要的是,必须在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出现以前。一旦这些条件改变,节制的机制和动力就丧失了,节制便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 
 
  “上帝之死”之所以是人类精神史上的最大事件,是因为“上帝之死”并未导致人类的自律,却使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心的混乱。从此,对天道神的敬畏,对地狱和轮回的恐惧就完全解除了,一切价值失去了准则,所有意义失去了来源。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各种事物,各种意义和价值,而欲望则被包装成各种精美的现代价值(人权、自由、个性解放、个性追求、自我设计、自我完成和自我实现)。 
 
  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但又都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见,因此,宗教可以说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其目的是为了护佑人类。谁也无法证明到底有没有神,但有神的世界定会比没有神的世界更节制。然而,人类在创造了神,利用了神以后,最终还是抛弃了神,而谎言一经揭穿,就再也不会有人相信,神一旦离去,便再也无法唤回。现代性以“上帝之死”为起点,人类从此踏上了“创造性毁灭”的不归途。 
 
  精神取向时代注重的是务虚和无用之用,即意义和价值,精神取向时代的主体是信仰、道德和艺术;而物质取向时代注重的是务实和有用之用,即实用和功效,物质取向时代的主体是科技、资本和大众文化,而政治始终只是这些形式的集中体现。追求务虚和无用之用,崇尚意义和价值,必然导致个人和社会的节制;而追求务实和有用之用,崇尚实用和功效,最终必然导致个人和社会的放纵。就人与自然的延续来讲,务虚胜于务实,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但现代社会与物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离精神越来越远,在这一点上,古今之别远大于中西之分。 
 
  人类精神萎缩的根源在于信仰、道德和艺术功能的逐渐丧失,而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程度则代表着丧失的程度。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和家庭(大家庭而非小家庭),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今天,这些价值正失去现实支撑,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已越来越派不上实际用场,甚至已造成对科技和资本的发展创新的阻碍。例如,在全球产能过剩的今天,节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并进而导致增长停滞,失业增加,社会动荡,国际冲突加剧等一系列社会后果。 
 
  传统价值的衰落与现代价值的兴起总是同时发生的,直至近代以前,人类一直信奉着一些共同的原则:生命与自然是一体的,个人属于社会,欲望必须节制。人类观念的根本改变是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的:人与自然是分离的,生命属于自我,个人先于社会。走出神权统治的人类,注定会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从人本主义走向个人主义。 
 
  作为现代现象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源于古希腊,形成于英国,成长于美国。科技和资本的发展,世界体系的出现,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使个人逐渐成为历史的主体。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既是促成这种社会变迁的原因,也是其带来的后果,科技和资本都只有在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才能生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出现是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越来越频繁的变化、革新、创新和革命。 
 
  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前提。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我为中心,反对自我束缚和个性压抑,信奉个人至上,强调个人权利,追求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必然排斥集体和利他精神,把个人利益置于优先位置来考虑,将自由视为个人权益的保障。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信奉的原则是,个人是第一位的,社会和国家是第二位的;个人是本源,社会和国家是派生的;个人是目的,社会和国家是手段;个人永远是趋乐避苦的主体,而国家利益只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体。 
 
  如果将科技和资本视为正面价值,就理应接受进步观和发展观,并理应选择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体的想象力和能动性要远高于社会和国家,如果说没有什么比科技和资本更有助于推动进步发展的话,那么,也没有什么比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能为科技和资本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价值支撑。科技和资本的发展必然要呼唤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比其它价值更容易接受科技和资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展到今天,已从一种人文思想变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然而,接受进步观和发展观,接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就必需接受其种种后果。当人类还拥有广阔生存空间,彼此尚不构成生存威胁时,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比任何传统价值都更能鼓励人们发展创新,从而缓解当时人与自然的矛盾,当年那些具有强烈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欧洲新教徒才有可能背井离乡去美洲发展。但在人满为患,彼此构成生存威胁的今天,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只会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人的身心矛盾。 
 
  人类社会发展在总体上始终呈现着一种离散的趋势,即人的充分个体化和自由化,它表现为:1、从一个特定的地方(东非)逐渐扩散到地球的每个角落;2、从少数联系紧密的群体离散为众多松散的群体,再到完全游离的原子个体;3、从元初的混沌智慧分化为信仰和理性,再由信仰和理性分化为无数的思想、观念、理论、学说、思潮和运动。这些离散都指向社会凝聚力和精神凝聚力的削弱,个人在社会、政治、道德和精神上的疏离,离散的程度最终代表着熵的均匀程度,离散的方向就是熵增的方向,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出现又大大加强了这种趋势。 
 
  现代价值倾向于赋予整个人类和每个个人更多的权利,更少的责任,从而极大地鼓励了每个个体(个人、企业、国家)按照自己的欲望去谋求发展。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现代价值注重的是人类;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现代价值注重的是个人;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关系上,现代价值注重的是现在。新教伦理虽提倡节俭,但由于其强烈的功利目的,反而在整体上助长了放纵。可以看出,无论何时何地,现代价值出现之日,便是节制传统瓦解之时,因为消除传统价值乃是现代性建立的前提。 
 
  人类精神取向的时代早已结束,世界已完全进入一个物质取向的时代。整个现代制度都是按照唯物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来设计的,没有给精神、信仰、道德和艺术预留任何空间,能够限制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群生活早已衰落,能够平衡理性主义的精神传统也已解体。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其基本精神都是从科技和资本逻辑中抽象和引申出来的,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适应和推动科技和资本的发展,根本不具备任何节制功能。 
 
  使节制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的最终原因在于,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彻底改变。农业与工业和商业绝不仅仅是不同或并行的产业,农业的功能也绝不仅限于经济和政治,即满足物质需求,维护社会稳定。农业的功能还包括传承文化,平衡身心,维护秩序,保持节制。农业与工业和商业具有不同的天然禀赋,这决定了人类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决定了人类的不同走向和后果。支配农业的原则是节律和循环,而支配工业和商业的原则是效率和速度。农业在本质上更注重持续,工业和商业在本质上更注重发展。农业的节制来源于自然条件的限制: 
 
  第一、季节限制。季节限制了动植物的生长,昼夜限制了人们的作息。而工业和商业则不受这些限制,工业和商业的时间可以是365×7×24。 
 
  第二、地域限制。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其生长过程都要受到光照、气温、土质、地形、海拔和降雨量等特定地理环境因素限制,不同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对自然条件有着不同要求。但工业和商业不存在地域限制,任何人迹可至的地方都可以建立。 
 
  第三、周期限制。农业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而无论是植物的生长、发芽、开花、结实,还是动物的出生、成长、衰老、死亡都有生命周期。农业遵从的最重要原则是周期性原则,如昼夜的更替,月亮圆缺的更替,四季的更替。但工业和商业既不受自然周期的限制,也不受生命周期的限制。而所谓经济周期遵循的不是自然节律的周期而是资本逻辑的周期。 
 
  第四、生态环境限制。农业生产的场所是整个生态环境,农业的再生产与自然的再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农业比其他行业更需保持与自然的平衡,最大限度地融入自然循环,以便维持环境的承载力,而工业和商业可以不考虑这些因素。现代农业则是另一码事,现代农业只是将工业和业逻辑运用于农业,完全脱离了农业的自然本质。现代农业的高产出是建立在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基础上的,所谓机械农业、化学农业和生物工程农业其实只是整个现代工业的一个门类。 
 
  每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公共道德观,它来自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遵从。当科技和资本主导了整个时代,当消费主义已融入了日常生活,当无人再从道德上质疑消费,尤其当整个经济完全要依赖消费,节俭就是反时代的,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甚至浪费反而会受到鼓励。那些尚存的节俭生活方式,仅仅是因为暂时条件所限,今天,连普通百姓都会因“过时”而轻易更换一套尚好的家电或家具。 
 
  精神取向时代和农耕时代结束后,节制的功能就开始丧失了,而与节制价值一同丧失的是所有传统价值。美国著名学者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说: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它东西作为代价。” 
 
    五、消费主义与理性 
 
  理性是人类与生俱来能力的一部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种文化中,但人类在大多数时间里的主要精神动力都是来自信仰而不是理性,信仰比理性的历史更悠久,信仰绝不比理性肤浅,人类曾有过的尊严和荣耀都凝聚在信仰中,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明成就也多是以信仰为核心而形成的,直到现在,许多精神事物仍是无法通过理性来理解的。 
 
  人类在不同的时代采取不同的认知方式,主要是便于对现实处境的理解。理性与物质事物的相关性比精神事物要强得多,与工业和商业的相关性也比农业强得多。人类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过渡,既是从精神取向的时代向物质取向时代的过渡,也是从信仰向理性的过渡,人类这种整体性认知方式的转变始于启蒙,它是为了应对一个快速变化世界的到来,从此以后,理性就取代了信仰成为历史演化的精神动力,在人类事物中发挥主要作用。 
 
  理性之所以在希腊文化中发育得最早,与希腊早期的商贸传统和航海经历密切相关。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能体现理性精神的莫过于科技活动和资本活动,而商贸和航海比其他行当暗含着更多科技和资本的逻辑,它更需要周密的计划、安排、计算和预测,而这正是理性发展所必需的。但古希腊时期的理性,尤其是苏格拉底时期的理性是在主体与客体尚未完全分离的情况下产生的,宇宙和神灵(希腊宗教神话)尚被视为理性之源,理性与信仰尚存在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希腊理性比现代理性更本真而丰富,更接近于整体理性而非个体理性,自然理性而非人为理性,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 
 
  但理性不可能永远保持与信仰统一,理性的存在也不是为了证明信仰,理性发展注定会是一个从上帝的理性变为人的理性,从整体理性变为个体理性,从自然理性变为人为理性,从价值理性变为工具理性的过程,并最终取代信仰。而人类到底是需要信仰?还是需要理性?完全取决于现实世界(外部世界或客观世界)发展的需要。这个时代需要理性而不需要信仰。 
 
  所谓理性就是合理性,合理主要是指合乎包括资本在内的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而科技和资本就是从这些规律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原则典范。理性倾向于按照科技和资本的逻辑来安排人类生活,构造社会秩序,在某种程度上,理性就是科技和资本秩序的外化和泛化。理性的目的性、精确性、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与科技和资本的本质属性是完全一致的。现代性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无不来源于理性,科技和资本主导的时代也必然是理性统治的时代。 
 
  人类对理性的运用是从分工开始的,而分工又是由科技和资本发展所导致的,科技和资本自身发展的过程既是社会分工合作的过程,也是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而科技和资本对人和自然分化整合越深入,分工合作就越细,理性运用也越广。近代以后,理性这种主要是一种地方性(希腊)的认知活动,已逐渐普及开来;理性知识这种主要是一种地方性(希腊)知识也成了世界性知识。 
 
  而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还是作为一种方法和工具,与理性联系最紧密的就是逻辑,二者如影随形。理性需要比信仰更真实明确的表达,运用理性也必需同时运用逻辑。理性提供认知的方向,逻辑提供论证、推理和判断的程序,理性加逻辑才能构成一种完备的认知方式,这也是为什么逻辑在古希腊比其他地方更发达的原因。结合在一起的理性和逻辑已不是一种精神游戏,而是构建各种人为秩序的工具,是为人类脱离精神世界进入物质世界,尤其是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科技活动和资本活动所做的认知准备。理性和逻辑甚至可以看作是科技和资本的功能,而正如科技和资本迟早会传播到每个角落,理性和逻辑的原则也迟早会运用于所有的事物,从一种思维方式演化为一种普遍的运行机制和制度模式。 
 
  理性天然地排斥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否认各种精神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理性倾向于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可知的,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答,真理只有一种。理性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最高的现代价值准则,它既是工具,又是目的,既代表了真,也代表了善和美,甚至已成为另一种信仰,而人们对理性的崇拜已超过了过去对上帝的崇拜,这使得人类在摆脱一种精神控制后又落入了另一种精神控制。 
 
  理性与信仰本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各自具有独立的来源,理性提供的是世界知识的细节,而信仰提供的则是世界知识的整体。理性更适用于那些现实、具体、局部、单一和分割的事物,理性比信仰更有益于物质世界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完善,但无助于对精神的理解和对生命的认识。将理性扩大到精神领域只会导致对生命的漠视和对人生的麻木,而将理性运用于信仰、道德和艺术只会导致意义的丧失和价值的毁灭。 
 
  遵从信仰与遵从理性也会导致迥异的社会后果:第一、从信仰中较不容易产生科技和资本;第二、在信仰统治下较不容易产生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第三、在信仰统治下较不容易出现普遍的放纵。所有理性行为都倾向于效用的最大化,一切理性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所谓理性个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或国家,其利益既可以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也可以是社会影响或文化影响,而他们所共同信奉的原则就是得失计算。但个人理性并不必然导致公众理性,个体理性并不必然导致整体理性,当人人都按成本和收益来判断决策时,平均效用就会趋于零;当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变得更合理时,社会整体就会更加混乱。因为发展的机会是有限的,竞争的空间是有边界的。 
 
  亚当·斯密一生中最有名的实际上是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前者是关于如何从物质利益出发,用利己主义思想来创造财富,后者是关于如何从同情心出发,用利他主义来保持社会道德,但大多数人只知道第一本。作者认为,由于财富与道德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因此,只有兼顾二者,才能缓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然而,两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现代社会只接受了《国富论》的市场原理,而《道德情操论》的精神原则却被淡忘了。 
 
  理性一般被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的主体是事与物,后者的主体是人;前者注重实然,后者注重应然;前者重视求真,后者重视求善;前者关注现实,后者关注理想;前者接近于个别理性,后者接近于整体理性。虽然启蒙运动的先驱都倾向于将价值理性作为工具理性的前提,强调二者的统一,但现实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往往是分离的,二者从未统一,也无法统一。 
 
  今天我们讲的所谓理性其实都是高度分裂的个别理性,如个人理性、家庭理性、企业理性、社会理性、国家理性、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制度理性、工具理性、历史理性。即使像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大众文化这些广泛的社会现象,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仍是按照个体理性的原则运行的。而个体理性越发达,整体非理性就越明显;人类福祉日增,自然活力日减;科技和资本发展越快,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矛盾越突出。因为人类的所有创造只是改变了物质形态和性质,大规模的科技和资本活动更是加速了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利用和转化,并未创造出新的资源和能源,但却大大加速了资源耗竭、生态破坏、物种灭绝、气候异常以及各种身心疾病的蔓延。 
 
  人类行为似乎从来都是受个体理性的支配的,“公地的悲剧”“三个和尚没水吃”“搭便车”“囚徒困境”“合成谬误”始终都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消费者谋求消费收益的最大化与生产者谋求生产收益的最大化导致产销失衡;散户们根据K线图和指数波动来运作却往往助推整个股市的动荡;家长强迫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加剧了整个学习环境的竞争激烈程度;国家为保护本国利益实行贸易保护往往造成国际商业和投资环境恶化;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环境将高污染企业转移到他国导致全球空气、海洋、水体和食物的整体恶化;民主国家的选民根据自身眼前利益来投票,结果导致了国家债台高筑。 
 
  人类的整体理性似乎从未存在,如果按照整体理性,人类就应该以生存而不是发展为优先考虑,以便在向自然索取与自然的自我修复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平衡。但事实上,起决定作用的是欲望而不是理性,而个体理性的存在只起着帮助实现这些欲望的作用。如果存在整体理性,人类就不应该繁衍出这么多的人口,因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整体,人类需求都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物种,而地球根本负担不了这么多人。如果存在整体理性,人类就不应该放弃最初确立的精神传统和农本传统,因为只有精神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物欲,只有农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循环。如果存在整体理性,就不应该把科技和资本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放出来后既无法控制,又不能收回。如果存在整体理性,人类就不应该无止境的追求增长,因为超出基本需求的财富只会用于炫耀和战争。如果存在整体理性,军火和毒品就不会一直是全球最赚钱的生意。如果存在整体理性,人类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之后,就不会在精神、道德和伦理方面出现倒退。如果存在整体理性,就应该从现在起就致力于回归精神取向和农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转基因、克隆、外层空间,尤其是代表极端理性的人工智能。 
 
  历史上,只有那些心怀敬畏,天生保守的价值可能才是最接近整体理性的,只有这些智慧才曾真正意识到,世界是一种流变的过程,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强烈主张要抑制欲望,发展只能从精神上寻找出路,即将人的关注、志趣、精力和能量应引向精神、道德和艺术。这些洞见多存于早期的宗教,以及轴心时代开创的文明体系,尤其是印度和中国文化。然而,人类演化注定会朝着一个理性化的方向发展,而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大众文化都是理性的表达方式,计划经济则是最大的理性计划,而计划经济的失败告诉我们,只有竞争的市场才能充分体现个体理性,追求效率只能靠市场这种天然机制,想象中的整体理性并不存在。 
 
  仅管人类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从未停止,尤其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现代理性的发源地欧洲出现的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学说、现象学、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思潮都对理性提出了质疑,其理论的特点都是注重直觉、无意识、本能、意志、情感、感觉、欲望和人格对人的精神认知的作用,强调个人情绪、心理、感受和体验对人生的意义,而量子力学、测不准定理和不完备性定理的问世,世界金融危机,英国脱欧,美国的特朗普当选,又给理性思想带来了新的冲击。 
 
  仅管在人类的意识深处仍保留着直感和灵性等更古老的认知方式,而无论理性和逻辑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多么重要,也代替不了人们对信仰的渴望,因为人毕竟是一种充满情感和灵性的动物,而感性比理性更丰富,信仰比理性能给人更多希望,如果这些深层次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失去精神平衡,导致内心溃烂。
 
  但是,随着科技和资本对人和自然分化的加剧,人类信仰衰落的趋势,以及人类个体理性与整体非理性的矛盾,都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而我们无法改变这种趋势和矛盾,乃因我们无法改变人的本质,更无法摆脱科技和资本对人的控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消费主义的盛行仅仅是这种趋势和矛盾的一种表现。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