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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那一条“村里的野狗”

作者:陈映芳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有一个未登场的角色叫“村里的野狗”,它曾在几位主角的对话中被口口相传。 
 
  “野狗”事关省公安厅长祁同伟的职业伦理。先是厅长的老婆、政法大学老师梁璐,她跟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育亮反映丈夫的违规问题:祁厅长违反人事原则帮农村老家的亲友安排工作,不识字的人都给安排到了公安部门停车场当看车人, “你如果再不管一管您这位厅长,他可以把他们村的野狗,都弄到公安厅当警犬。”这显然是个情绪化的比喻,有点恶毒的比喻。令梁老师不适的除了公安厅长的公德,还有丈夫那一个不怎么体面的农村出身,那老家有一群老是来找厅长求帮忙、要救济的亲友。 
 
  野狗当然是没有资格成为警犬的,但这个比喻副书记听进去了。到后来,当副书记意识到这位学生也是亲信可能给自己带来政治危害时,它就成了随手拈来的一件利器:“……你是不是还想把你们村里的野狗都安排到公安局当警犬,也吃上一份皇粮啊?”公安厅长闻听此言,愕然地回了一句:“您开玩笑的吗?高老师”。 
 
  不用违言,观众从这句话中,不单单听到了指责,也辨出了嘲讽。而这位被刻有农村印记的厅长从中感受到的,应该还有羞辱。这一类夹带嘲讽的话,在电视剧里还有不少。但是,“村里的野狗”,这隐喻实在太有艺术想象力了,它让人过耳难忘。拨出罗卜带出泥,这句话所带出的,岂止泥土。 
 
  在今天中国,对一个出身城里的女人来说,跟一个贫困乡村出身的男人结婚,往往就意味着往后你可能要为老家的弟妹付学费、造房子、娶媳妇,为那儿的孩子找学校、找工作,要接那儿的老人来看病……如果这个男人还有点权,那么,更多的求助会找上门来。这样的男人有一个社会标签叫“凤凰男”。可是,对于一个从乡村出来的大学生来说,那一群人是亲缘/乡缘共同体,即使离开,你与他们的关系也不能像契约到期般就此终结。那是一种被期待能守望相助的纽带。在共同体内部,帮人是责任伦理,是美德。更何况,那些留在农村里的亲友,从生存到生活,多的是不帮不行的人和事。《人民的名义》中的公安厅长祁同伟,看上去对乡亲还算有情有义,他无意也无力去挣脱那一种伦理束缚,就如他跟老师解释的那样:“我没有办法。”当然因为他挪用了公权,最终就可能为违背公德、违反法律付出代价。 
 
  除了“村里的野狗”,电视剧中被用来形容祁同伟人格的,还有一个著名的名词叫“于连”。公安厅长不幸被喻为司汤达小说中经典的悲剧性反面人物,是因为他当初为了仕途,不惜跪倒在自己不喜欢的女人面前,由此成了高官的女婿、一路仕途通达。那情节在戏中被无数次地再现,为的是说明,那屈辱的一跪让一位有志青年从此埋葬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事实上这也让他的师友们多了一层鄙视他的理由。古今中外,婚姻历来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也是公认的女性二次投胎的机会。然而在不同阶层之间,人们维护的是“女往高处嫁,男往低处娶”的社会法则。男人高攀当然也能改变地位,却不能被写成灰姑娘式的童话故事,“干部女婿”在中文语境中有特殊的意味。尽管现实中基于理性考虑而选择政治婚姻的男人比比皆是,但“于连”的标签是专为那些出身低下的男人准备的。祁同伟当然深知这一点,他应该是自觉而为,火中取栗。 
 
  《人民的名义》中,围绕祁同伟的品性问题,还有一个别开生面的词汇,叫“一双回力球鞋”。它曾被主角们一而再地反复提及、甚而当面质问事主。家庭贫困的祁同伟,上大学前没吃到过一顿饱饭,上大学后,是检察长一家支助了他饭票钱,还是检察长的女儿陈阳给他买了“人生第一双回力球鞋”。也因此,祁同伟后来的种种行径,不仅事涉政治和法律,更是有负恩主、乃至恩将仇报的道德污迹(尽管剧中祁同伟一再强调他知恩,且会“来生再报”)。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从祁同伟身上,看到农村大学生人生悲剧的种种非个体的因素:回馈家人、救济乡里的责任;感谢和报答“恩主”的道德重负(现实中有许多受捐孩子正在被强迫向捐款人下跪磕谢);生活选择中难以摆脱的身份标签效应,等等。 
 
  这些都是祁同伟的命,他知命、但不甘。于是他成了政治赌徒。 
 
  人多不喜受穷亲戚牵累,或被亲情绑架,更别说身边有因屈辱而人格扭曲、或无感恩之心的小人。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羞辱”的理由,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当那些太太、领导、以及正面人物们用上面那一个个词汇,当面或背地里形容祁同伟的时候,他们优越吗?“羞辱”在中国,历来被当作伦理规训的重要手段。它有效,但侵蚀人性。它与无耻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小人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人格尊严得不到认可、无法被维护,人才可能变得无耻。公安厅长祁同伟无疑也是向往人性的自洽和绽放的,最后他高呼着“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审判我!”饮弹自尽。这决绝之中,依然有捍卫尊严的意味。他是法律人,即使法制有漏洞,他自己知法犯法却不接受审判,终让人不齿。但是,作为一个饱尝人性之不堪的人,他本来是可以喊出一句“没有人可以羞辱我”的。 
 
  “农村里的孩子”,这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概念。纵使他们中有人能靠读书走出来,但他们背负着与父母家人和社会间的种种“隐性的债务关系”。他们需要偿还这一切,才能成为道德完整的人。可是这于他们有多难。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他们走出来的世界和想要进入的世界之间,梦想着出人头地的人很可能被撕扯得精疲力竭、内心分裂。无论如何,这个社会不缺乏对这些孩子的期待和鞭策,接下来也会拿公德和公法去规范他们。可其实谁都清楚,只有当那些村里的孩子能得到人性的哺育,那里的学生能享受平等的公共教育机会,那里的老人能享有适切的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层社会的恶人会得到法律制度公正的处罚,那时候,包括祁同伟在内的村里走出去的年轻人们,才可能阳光地、有尊严地进入新的社会,走向新的世界。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