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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杰、童慧芬:“兼语式”并非兼语

汉语的“兼语式”并非兼语
 
    鉴于汉语缺乏构形形态的变化,因此本文在探究“兼语式”的结构时,则主要依赖于表达句法结构的层次分析和词序变化等语法手段,由古至今证明了汉语的“兼语式”并不构成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由于“兼语”及其“谓语”并不处于同一的结构层次。因而“兼语”不是主语,而是宾语;宾语其后的成分则为宾语补足语,虽然两者之间存有被陈述和陈述的逻辑关系。
 
    同样,古代汉语中的宾格代词“之”①和现代汉语中省略了数词“一”的量词单独作为定语,并且两者分别出现在“兼语式”中的事实,均已客观而有力地证明了汉语的“兼语”只是个宾语②而已。
 
    本文还证明了“兼语”的语音特征,即为宾语所具有的语音属性。因此,“兼语式中的兼语地位不分明,表现在语音上”③的观点,同样不符合汉语事实。
 
一 概述
 
    传统的“宾语兼主语的递系式(兼语式)的来源是很远的。自先秦到现在,两千多年来,除了人称代词(由‘之’到‘其’)有所变更以外,成为最巩固的一种结构。”④
 
    只是由于汉语缺乏显性的形态变化,所以对于“兼语式”的判定,传统方法则着眼于动词的表意类别(如使令动词等概念)以及“兼语”同其“谓语”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并无语法范畴的客观依据。因此,我们不妨先来对照下列的汉英例句⑤,谓语部分同是“使令动词”+“宾语”的形式:
 
    这消息使她高兴。         The news made her happy. 
 
    她父亲不会让她参加舞会。 Her father will not let her go to the dance. 
 
    我不容许你讲这种话。     I won’t have you saying such things.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英语具有鲜明的构形形态作为句法标志,所以使令动词的宾语及其宾语补足语之间,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主谓关系,但却无人会因此而判定为语法范畴的“兼语”结构。然而汉语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了,传统以逻辑关系确立的“兼语式”的语法理论,却沿用至今。
 
    不言而喻,客观的语法标志则是判定“兼语”与否的唯一依据。
 
    具有启发意义的则是,古代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之’字用于宾格”,也就是说,“上古第三人称不用于主格,同时也就是不用于主语”(见①)。所以,出现在“兼语”地位的 “之”,除了证明了“兼语”是个纯粹的宾语而外,却并无任何依据能够证明“兼语”就是语法范畴的主语。因此,传统的汉语“兼语式”的理论值得商榷。
 
二 汉语的“兼语式”探究
 
    由于汉语缺乏构形形态的语法标志,因此在探究“兼语式”的结构时,我们在表达句法结构的语法手段中,不得不主要依赖于表达结构层次的停顿和词序的变化等,以揭示“兼语式”隐性的语法特征。
 
㈠ 古代汉语的“兼语”不是主语
 
    正如王力先生所言,“兼语式”“它的结构形式仍然是和两千年前一样的”④,因而我们不妨由古至今地加以论述。
 
1层次切分显示“兼语式”并非处于同一句法层次的主谓结构
 
    句法层次是结构成分的承载与解析的平台。直接关联的结构成分则处于同一的句法层次。也就是说,处于同一句法层次的结构成分,则是构成结构关系的充要条件;不然,则无条件形成相应的结构关系。         
 
    众所周知,主谓结构则是处于同一句法层次的语法单位,无论其主语是作为话题,还是作为被陈述的对象。如在“我说我下午过来”的主谓句中,动词“说”的宾语“我下午过来”是主谓结构,由于其主语和谓语处于同一的宾语层次。但是,句首的“我”跟在后的“下午过来”同样具有逻辑上的主谓关系,我们就能因此而判定两者是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吗?显然不能,由于两者并非处于句中同一的语法层次:句首的“我”是全句的主语;而“下午过来”则在宾语中充当谓语——处于句首“我”的下位层次。
 
    所以判定“兼语式”是否构成主谓结构,就在于能否通过句法的层次分析,在“兼语式”中找出一个处于同一层次的主谓结构来。如:
 
    乃遣子贡之齐。(墨子•非儒下)
 
    乃遣子贡/之齐(√)    乃遣/子贡之齐。(×)  
 
    欲令魏先事秦。(史记•张仪列传)
 
    欲令魏/先事秦。(√)    欲令/魏先事秦。(×)
 
    以上列典型的“兼语式”结构为例,正确的停顿均在“兼语”之后。这就客观而有力地证明了“兼语”归前、不归后,——它跟在前的使令动词处于同一层次,即构成动宾结构。显而易见,“兼语式”中并不存在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所谓的“兼语”只是宾语而已。至于“兼语”同其后的成分之间,只是存有逻辑上的主谓关系,如同前述的例句中句首的“我”,跟随后的处于下位层次的“下午过来”一样,并无条件构成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
 
    既然“兼语式”中并无主谓结构的存在,那就是说,“兼语”只是个宾语而已,并非主语。
 
2 词序变化证明“兼语式”同样不是主谓结构
 
    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此,不妨采用词序变化的语法手段,来对照主谓结构和“兼语式”分别充当“宾语”时的语法特征。
 
    首先,我们来观察非使令动词所带的主谓结构充当宾语时的句法特点。如:
 
    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楚策)
 
    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吾闻(√)    
 
    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赵策)
 
    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
 
    我们注意到,正是由于上述的词序变化是句内自然段落即层次的切分与组合,所以在词序改变之后,句子的含义依旧不变,依旧顺理成句。
 
    但是下列的“兼语式”中,“兼语”连同其“谓语”所构成的“主谓结构”,在词序变化的验证过程中却显出了“兼语式”的原形来了。如: 
 
    范增数目羽击沛公。(汉书•高帝纪)
 
    羽击沛公/范增数目(×)
 
    由于并非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羽击沛公”的前置,从而破坏了原句的语义结构:原本“羽击沛公”则是范增“数目”的意图和目的,但是词序改变后的“羽击沛公”却已既成事实,却成了“范增”数次目睹了“羽击沛公”的谎言。岂非荒唐?因而所谓的“兼语”“羽”,则无缘于语法范畴的主语。又如:
 
    秦王拜斯为客卿。(史记•李斯列传)
 
    斯为客卿/秦王拜(×)
 
    原句的含义是指秦王以礼节授予他客卿的官位。但是在词序改变后,“秦王拜”就成了秦王向他“行敬礼”之意,——就铸成大错了。不言而喻,词序的改变则导致了语义的严重曲解,就直接否定了“兼语”“斯”能够充当主语的资格。实际上,原句中显示层次的停顿,是在宾语“斯”之后,因而“拜斯”则是同一层次的动宾结构。也就是说,“斯为客卿”并不处于同一层次的主谓关系。所谓的“兼语”“斯”,只是“拜”的宾语;而“为客卿”则是说明了“拜斯”的因果关系,用来补充说明宾语“斯”的身份而已。在此,我们不妨借用英语的语法称谓,称其为“宾语补足语”。其中,显然并不存在所谓的“兼语”兼做主语的语法依据。
 
3出现在“兼位”的宾格代词“之”则是“兼语”并非主语的直接证据
 
    上贤,使之为三公。(荀子•君道)
 
    上贤,之为三公/使(×)
 
    宾格代词“之”出现在“兼位”,则更是有力的否定“兼语”的语法证据,由于“‘之’字用于宾格”,也就是说,“上古第三人称不用于主格,同时也就是不用于主语”(见①)。
 
    简而言之,结构的层次分析和词序变化所显示的语法特征,则充分证明了古代汉语的“兼语式”并不构成主谓结构。而宾格代词“之”出现在“兼位”,则更是醒目而有力地语法证据。
 
㈡ 现代汉语的“兼语”同样不是主语
 
    由于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在此,同样有必要来证明现代汉语的“兼语”不兼,同样只是个宾语而已。
 
1 层次分析显示“兼语式”中并不存在主谓结构
 
    正如王力先生所言,“兼语式”“它的结构形式仍然是和两千年前一样的”(见④),也就是说,现代汉语的“兼语式”,其继承了古代汉语的层次结构,即“兼语”所属的层次归前、不归后;“兼语”及其“谓语”并不处于同一的语法层次。不妨,我们现就赵元任先生所涉及的“兼语式”的例句来加以证明。 
 
    买了个桌子三条腿。⑥
 
    买了个桌子/三条腿。(√)   买了/个桌子三条腿。(×)
 
    毋庸赘言,层次分析的结果则跟古代汉语的完全一致。这就是说,现代汉语的“兼语式”中同样并无主谓结构的存在,那么,主语则无从而来。
 
2 “兼语式”中出现省略了数词“一”的量词单独作为“兼语”的定语
 
    在上述小节的层次分析中,赵先生的例句则极具启发意义,即“兼语”带有省略了数词“一”的量词单独作为定语:
 
    买了个桌子三条腿。
 
    为了彰显“兼语式”残缺的结构形式,我们则把“兼语式”挪到前头来:
 
    个桌子三条腿买了。(×)
 
    显而易见,由量词打头的结构出现在“兼语式”中,其残缺的结构特征,则更是醒目地揭示了名不副实的“主谓结构”,因而成为了“兼语式”并非主谓结构的最为直观、最为鲜明的语法证据。这是由于“量词不可以单独作定语。……只有数词是‘一’,又在述语后头宾语前面,或者量词前有指示代词‘这、那’才能省略”(见②)。也就是说,“买了个桌子三条腿”的句子中,在量词“个”之前就已经省略了数词“一”,并且它“又在述语后头宾语前面”。——这不就是证明了“个”之后的“桌子”,即为纯粹的宾语,而绝非主语。 
 
    诸如上述不合格的“主谓结构”充当“兼语式”的例句还有⑦:
 
    有架飞机飞过去了。
 
    架飞机飞过去了/有(×)
 
    我还有话吩咐你。       
 
    话吩咐你/我还有(×)
 
    外边有人找你。
 
    人找你/外边有(×)
 
3 词序变化同样证明“兼语式”不是主谓结构
 
    赵先生在论及“兼语式”时,同样采用词序变化的语法手段对“兼语式”进行了论证:
 
    “兼语式跟宾语小句不同,后者可以挪到前头去,兼语式不能。
 
    你想我怎么办呐?→  我怎么办呐,你想?
 
    你叫我怎么办呐?→* 我怎么办呐,你叫?”⑧
 
    既然赵先生已经从语法角度证明了“兼语式跟宾语小句不同”,那么其所认定的“不同”,就恰恰印证了“兼语式”不是“宾语小句”,即不是主谓结构;况且,赵先生并无“兼语式”即为主谓结构的依据。因而“兼语”,则是一个如下他所证明的宾语而已。
 
    “兼语是个宾语,可以从下面的句式得到证明:
 
    你得走,我请你。    我怎么办呢,你叫我?”(见⑧)
 
4 “兼语”的语音特征实为宾语所具有的语音属性
 
    赵先生在论及“兼语式”时,指出了“兼语式中的兼语地位不分明,表现在语音上。如果它是个人称代词,它可以用轻声说,也可以不用轻声说,而宾语总归是轻声,主语总归是非轻声。”(见③)——既然人称代词的“兼语”可以用轻声说,那么这一语音事实就足已客观地证明了“兼语”不是主语,而是个地道的宾语而已。——这是由于如下所揭示的人称代词充当宾语时的语音属性所决定的。
 
    赵先生关于“宾语总归是轻声,主语总归是非轻声”的论断,或许他是仅从纯粹的理论模式而言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说话人由于受情感和语言环境的影响,情况却并非如此。在此,我们不妨借用赵先生在上所例举而用以证明“兼语是个宾语”的句式,来进行分析:
 
    “你得走,我请你。      我怎么办呢,你叫我?”(同上)
 
    首句显示了说话人已经下达了“逐客令”,所以在此柔中带刚的命令句中,宾语的“你”用“非轻声”来说,为语势所必然,——况且更加合乎情理。第二句就更是表现出了说话人已经开始不耐烦了,并且升调发出了反问,哪里还有可能用“轻声”来说出作为宾语而情绪激动的“我”?由此可见,“宾语总归是轻声,主语总归是非轻声”的理论就难以自圆其说,就难以作为判断的准则或理论依据了。
 
    通过上列的句式,赵先生原本就已经证明了的“兼语是个宾语”,但却同他的“宾语总归是轻声,主语总归是非轻声”的语音理论相左。上述句式中人称代词的宾语“你”和“我”由于“非轻声”了,本来无可非议的宾语却应声消失而不复存在,同时陷入了失去应有身份的尴尬:既充当不了主语,又不可能成为兼语。同样,当然也不能由于“非轻声”了,原本则为“轻声”说的人称代词的宾语即所谓的“兼语”,就可以毫无理据地转身成为了主语。这是由于在句中的任何实词,都可以根据说话人表情达意的需要,有其逻辑重音,或者说是感情重音,所以本来能用“轻声”说的人称代词,都可以用“非轻声”来表达。更何况逻辑重音或者说是感情重音,并非是改变结构类型的语法手段。所以说,“兼语式中的兼语地位不分明,表现在语音上”的观点,显而易见,并不符合汉语的实际。
 
    况且,上述的语音事实,不言自明,就已经客观地证明了宾语并非总归是轻声:“如果它是个人称代词,它可以用轻声说,也可以不用轻声说”——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则是,这个所引述的句子,恰恰就是赵先生用来描述“兼语式中的兼语地位不分明,表现在语音上”(见③)的理论依据。而正是这个描述,显而易见,就已经清晰地显示出了所谓的“兼语地位不分明,表现在语音上”的这个论据,分明就是人称代词作为宾语时所具有的语音属性。因此传统的“兼语”,就是一个已经反复证明了的纯粹的宾语而已。
 
5 “兼语”及其陈述部分并不构成语法范畴的主谓关系
 
    胡裕树先生指出,“兼语和兼语陈述部分有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⑨。于此,我们有必要重复前述,主谓结构的主语和谓语是处于同一句法层次的构成成分;否则即使成分之间具有“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也不能因此而构成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正是由于“兼语”与其陈述部分并不处于同一的结构层次,如前所述,所以这种“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只是逻辑关系而已,并不能因此而证明“兼语”就是语法范畴的主语。如同在前所例举的英语句“The news made her happy”之中,使令动词的宾语“her”与其在后的宾语补足语“happy”之间,同样具有被陈述和陈述的逻辑关系,但却无人会把“her”判定为“兼语”的,原因就在于英语的形态标志显而易见。而汉语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了,由于缺乏显性的形态特征作为判断的客观依据。
 
    也正是由于汉语缺乏显性的形态特征作为鲜明的语法标志,所以在前,我们就不得不主要地采用隐性的语法形态即层次分析和词序变化,来证明汉语的“兼语”并非是兼语的客观事实。
 
三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语法手段的层次分析和词序变化所显示的“兼语”归前、不归后语法特征,则客观而充分地证明了汉语的“兼语”与其“谓语”并非处在同一的语法层次,因而并无条件构成语法范畴的主谓结构,虽然两者之间具有被陈述与陈述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兼语”不是主语,而是宾语。对于宾语之后的陈述部分,我们则不妨称其为宾语补足语。
 
    同样,古代汉语的宾格代词“之”和现代汉语中省略了数词“一”的量词单独作为定语,并且两者分别出现在“兼语式”中的事实,则均已客观地证明了“兼语”并非主语,而是个纯粹的宾语。
况且,人称代词的“兼语”所表现出的语音属性,也证明了“兼语”则是个宾语而已。
至于“兼语式”之所以被长期误判,究其原因,不外乎由于汉语缺乏显性的形态标志,从而推升了对于语言现象的理解、判断与推理的主观性。所以,即使当特定类型的语法标志即宾格的人称代词“之”,出现在“兼语”的位置时,其所传递出的强烈而明确的语法信息,也居然被忽视而误解了:“由于没有表示兼位的人称代词,就只能用宾语代词‘之’字来表示。”⑩——其实,汉语既然本无“兼位”的客体存在,那么客体之不存,又何从而来的“表示兼位的人称代词”?显而易见,汉语的“兼语式”被长期误判,就在所难免了。
 
参考文献:
① 王力著《汉语史稿》北京 中华书局1980中册:264-265页。
② 黄伯荣 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修订本)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下册:324页。
③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71页。
④ 王力著《汉语史稿》北京 中华书局1980中册:442页。
⑤ 张芳杰主编《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
⑥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73页。
⑦ 丁声树等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120页
⑧ 赵元任著《汉语口语语法》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71-72页。
⑨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365页。
⑩ 王力著《汉语史稿》北京 中华书局1980中册: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