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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阅读:“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

作者:复旦大学教授 王德峰

  在阅读经典这件事情上,向来存在一个“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读者与经典之间的阅读关系的话题。
 
    阅读经典就是进入思想
 
  中华民族是有经典的民族。有经典的民族在世界上并不多。诸如犹太民族的《圣经》、阿拉伯民族的《古兰经》、古印度的《奥义书》等,这一类书籍便叫做“经典”。知识类的书只是应付日常生活之所需。在知识中不等于在思想中,在科学中不等于在智慧中。“经”或“经典”这类书籍记载的是思想。这就是说,我们阅读经典时,我们在读思想。因此,这个讲座的主题又可以表达为“我们与思想的关系”。
 
  思想是什么?我们一般这样说个人的思维活动:我此刻正在思想。但这个“思想”是指个体的意识活动,并未涉“思想”本身。而思想本身,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叫做“客观思想”。在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它从来都是旧的。新的叫“思潮”,或称“观点”、“意见”之类。经典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了思想。当我们阅读经典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客观思想,而不是知识或经验。阅读经典就是阅读思想,也就是进入思想。
 
  如何进入思想?经典是由文字构成的,因此,问题也就在于:如何通过文字进入思想?
 
  不过,还是先要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思想这个问题。
 
  人类始终以痛苦为代价去寻求真理。我们拿知识和经验来对付的是日常的麻烦。假如我们在人生的痛苦中了,知识和经验就都帮不了我们了。这时候需要的是智慧(思想)。哲学就是“爱智之学”,或用通俗的说法,哲学就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当我们反思人类生活本身时,思想就来了。这就是我们需要思想的缘故。
 
    读不到字里行间,你就只是在文字里
 
  如何进入以文字记载思想的经典?在此便要提及禅宗真正的奠基人慧能。他是文盲,因三岁时父亲去世,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跟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以砍柴禾卖柴禾为生。一次听到某人念经,听到了八个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中忽有领悟,便问那人所念何经,那人说是《金刚经》,是湖北黄梅县东禅寺方丈弘忍法师劝他念的。慧能心下大喜,发了一个宏愿,一定要找到五祖弘忍,求其度之。后他在朋友资助下,安顿老母生活,从广东赶往湖北。一次,寄宿于刘志略家。刘家有在家修行的姑妈无尽藏,恒诵《涅槃经》。一日执卷问字于慧能,慧能说:“字即不识,义即请问”。无尽藏惊怪:“字尚不识,曷能会义?”慧能当即回答:“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未料此语一出,无尽藏竟言下大悟,遽知自己多年来的修行,只是从《涅槃经》的文字中求佛理,如此求法,了不可得。慧能这句话的含义我们现在都明白,就是禅宗的第一条原理——“破文字执”。禅宗的纲领是十六个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样看来,禅宗似乎要把经典推翻了。然而,有意思的却是,偏就是这个主张不立文字的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留下的文字最多。
 
  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矛盾。禅宗是传心法的,心法无法用语言表达,所以又叫“密意”。心法怎么传?前提还是先说话。说话要说到什么程度呢?要说到终于不可说的那一层上。正是在那一层上,心法得传。这就是说,禅宗说话的目的是要达到不可说。做一个比喻:语言文字是梯子,我们必须依靠这个梯子才能攀登到城楼顶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语言文字。慧能虽然不识字,但是他听人说话,也能说话,他本在语言中。他不识字的好处是可以不去计较文字概念,不为文字所累。有些佛学专家,一辈子研究佛学,但这不等于学佛。佛学与学佛不是一回事。学佛也要说话,但说话的目的只是一个:去达到不可说。这就好像我们借助梯子攀登城楼,到了城楼顶上了,我们还会在梯子上么?语言就如梯子。假如你到了“城楼顶上”还说话,这说明你还没到“城楼顶上”。最高的言说是不说话:不说即是,说了不是。不过,前提还是先说话。
 
  当我们阅读经典时,是在说话,经典的文字还可以背诵出来。但并不是你把《道德经》全部背出来就等于懂了。这时候你还在文字里。读经典的第一步当然是进入它的文字,就好像禅宗第一步要说话一样,但目标是要达到不可说。中国经典的特征就是如此。你先是读它,但要读到“字里行间”的程度,才算是读进去了。读不到字里行间,你就只是在文字里。中国哲学经典的写法,若同西方哲学经典作比较,有很大的差别。像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著作,都是严密的范畴演绎和概念推论,阅读时一步都不能跳过去。而中国哲学著作大多是语录体,前一句话与后一句话之间有时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联系,多的是隐喻、例证、寓言、形象。非常典型的就是《庄子》。以此之故,中国后代文人对先秦时的典籍不断地重加注释和说明。
 
  有一个禅宗和尚讲过这样的话:“曾见郭象注《庄子》”,实质“却是《庄子》注郭象”。《庄子》是先秦的著作,倒是去注后面的郭象去了。这话说得很妙,这等于是说,郭象有自己的思想,但自己说不了,需要《庄子》的帮助。
 
“我注六经”:把平素的常识框架彻底打碎
 
  现在我们来讨论经典作为文本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经”就在文本中吗?一部经典通过许多学者对其不同版本的参校,最后可能确认一个最合适的通行本,成为我们共同面对的文本。这部经典的涵义就在这样一个文本中了吗?这里牵涉到了解释学问题。我们也许会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一个被公认的文本,其本身即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谁去读它,都应当读到同样的东西,除非读错了。只要读对了,所获得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亦即文本自身给予我们的意义。但这样想却是一个误解。text(文本)的意义就在这个text里吗?英语当中有一词非常有意思,在text前面加一个前缀con,合起来又是一个词:context,可译为“上下文”或“语境”。text(文本)的意义只能在context里呈现。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一门学问的研究对象,这门学问就是解释学。西方的解释学源自对《圣经》文本的解读,中国的解释学叫训诂学。解释学研究什么?研究使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成为可能的条件。这些条件全在context里。所以解释学其实是对语境与文本之间关系的研究。于是,当我们读经典时,与其说我们正在读文本,不如说我们正在通过一定的语境来建构文本的意义。
 
  这种建构如何可能?因为我们向来已在某种语境中了,即我们向来已经在某种生活中了。比方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向来就在中华民族的生存世界里。在这个生存世界里,每个人都积累起自己的生命感受。建构文本之意义的动力是我们的痛苦,而这动力也在此语境中。我们可能读懂经典的原因,是我们跟这个经典的创作者同属一种生存世界。
 
  通过阅读经典,我们获得了一次机会来阅读自己的生命感受。读与不读,差别在哪里?不读的话,我们自己积累起来的生命感受是散漫的,不成境界的。通过阅读经典,我们的生命感受可以被提升为生命境界,也就是说进入了思想。这个过程便是“我注六经”。
 
  “我注六经”中的“我”,不是一个空洞的容器,等待着盛放六经文字的含义。我是带着我本来就在其中、并对之有领会的那个语境而进入经典的。进入经典,就是进入这经典对于我也在其中的那个生存语境所给出的理解框架。这就是我向经典求教,这便是“我注六经”。既然求教,就须放下自己所有的成见、偏见、习见。这个放下就叫“顺化”,即把自己顺化到那个经典所给出的理解框架中去,这也就是进入经典的意义域。
 
  顺化是我们与经典之间的阅读关系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痛苦的。其痛苦在于要求破除自己的常识信念,要求自己在思想上发生一场革命,即把我们平素的常识框架彻底打碎。
 
  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感受成功地放到经典的意义域中去时,我们的生命感受已和经义融为一体了。这时,我们会觉得读经典就是在读自己的生命感受,甚或觉得这经典就是自己写的。我们跟这个经典之间没有主体面对客体这样一种差别,而是跟它融为一体。
 
    “六经注我”:把经义同化到我们的时代
 
  由于这第一阶段“我注六经”达成了,即我们的生命感受与经义融为一体了,这时候的“我”便不是原先那个“小我”了,而是“大我”。于是,第二阶段随之而来:我们把这“大我”领到我们自己时代的语境中去,这就是“六经注我”。这可称为“同化”,即把经义同化到我们的时代,而这也就是说,让经典的作者和我们一起来回答我们时代的问题。
  “我注六经”中的“我”与“六经注我”中的“我”有差别,前者是“小我”,是每个读者个人自己积累起来的生命感受;后者是“大我”,即借助经典而进入当代生活语境中的时代问题。
 
  章学诚是清朝的一位重要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在他的《文史通义》里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于是,阅读经典的人的使命就是:“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他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道备于六经”。这就讲明了思想和智慧在古代,我们没有什么发明,所以要到六经中去领会。这一步就是对经文的注释。第二层意思就是“随时撰述”。历史继续展开,事件不断地发生,六经不能说它,就须靠我们自己了。我们拿六经之旨来讨论当下问题,这便是“随时撰述”,“以究大道”。
 
  他还说过一句很给我们启发的话:“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绝不是空洞的理论,它就是一部历史,以文字的方式保存了先民们在其生命实践中对道的领会。而我们今人也在历史进程中。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道备于六经”意味着必须“我注六经”;“六经皆史”则意味着必须“六经注我”。
 
   其实不光在哲学中,在文学、在艺术中也是如此。例如,今天,贝多芬的音乐仍在世界各国的音乐大厅里回响。贝多芬早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作品不断地被演绎,这说明我们不断地想要让贝多芬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希望他帮助我们一起来回答时代的问题。一个伟大的音乐家用他一生的创作探索真理,他曾经探究了人类的问题,他的作品也是经典。一个了不起的指挥家能把贝多芬领到当代,这样的指挥家是真正严肃的指挥家,是参与到我们时代的真理事业中去的人。指挥家之间有很多差别,伟大的指挥家之间也同样有差别,这些差别来自他们探讨时代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托斯卡尼尼是了不起的,富特文格勒是了不起的,穆拉文斯基是了不起的,切利比达克也同样是了不起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把贝多芬或布鲁克纳或勃拉姆斯请到了我们的时代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当这样看待指挥艺术才对。
 
    把经典领到当下,我们才得以筹划未来
 
  以上所讲的意思,无非就是经典与我们时代的关系。“两种阅读”其实是两步阅读。不要把两种阅读对立起来。采取“我注六经”之立场的人,向来被认为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而采取“六经注我”的人,则被认为很不严谨,是让古人来为自己说话。请问:你站在哪一边?这被看作是一个二者择一的问题。但其实不是这个问题。惟有站在文本中心主义立场上的人,才会把这看作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反对“六经注我”的人说,这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不能借古人的话来表达个人的观点。也有站在“六经注我”的立场上去反对“我注六经”的,说这是迂腐的学究态度。
 
  至于我的观点则是:我们永远不要去崇拜一部经典,而是去热爱它。如果你只是对古代的文献本身有兴趣,这固然也是一种很好的愿望。你试图用现代语言复原古代经典文本的涵义,这其实是一种叙述史料的工作。但在我看来,经典若只是史料,就只是一个死去的东西。我们今人对于留存下来的伟大经典,原有一个使命:通过“我注”和“注我”,让它们继续活在当下。
 
  “六经注我”,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要注我们这个时代?为的是筹划未来。筹划不是预知。人类并不是以预知未来的方式走向未来的,否则就成了算命先生。人类向来是以筹划和下决断的方式走向未来的。
 
  这样,我们跟经典的关系就在于:只是通过把经典领到当下,我们才得以筹划未来。(录音整理/庄泽枫)
 
《社会科学报》总第1568期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