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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广林:世界史学科发展前景仍旧可期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孟广林

◤在很多人看来,世界史与我国历史学门类其他两个一级学科(中国史、考古学)相比,是一个年轻、弱小的学科。然而,中国人民大学孟广林教授于近日在京发表演讲,他指出,虽然世界史的发展存在某些困难与问题,但是在当代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大趋势下,这一学科的价值正不断彰显,其光明发展前景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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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世界史学科“先天不足”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从来都不是中国史学科派生出来的分支,它的端绪是在近代“西学东渐”浪潮的涤荡下开启的。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传统中国,由于受大一统专制皇权与儒学“华夏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中国历史书籍对域外世界并无多大的了解与关注,相关记载至多也是将外国史作为中国历史的附属物或点缀品而加以描述的,且以化外、野蛮的“夷”、“番”而视之。
 
  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古老帝国的大门,面对这种恒古未有的大变局和“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一批先进士人为了拯时救世,开始摈弃“华夷之辨”的传统思想禁锢,开始了从技艺、制度到观念的“师夷”的思想历程,从扑面而来的“西学”浪潮中吸取营养。与之相应,中国的传统史学逐渐向现代史学转型,不少学者从探究国史转向研习他国特别是西方的历史,并负笈欧美,学成归国后开启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端绪。由是,在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新型教育体系中,世界史进入大学历史学系的课程,“西洋史”、“东洋史”、“文明史”之类的课程相继开设,相关的教科书与普及读物也渐见诸于世。不过,这并未促成一个学科的形成。由于世界史研究必须具备诸多的语言知识与理论、方法,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而当时的知识界所聚焦的则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大问题,无暇为研究域外世界作必要的学术训练与深入思考。因此,这一“先天不足”使我国世界史学科仍旧在缓慢的“结胎”之中,相关的教学与探讨主要是一般性世界史知识传播与普及。
 
新一轮的迅速成长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我国世界史学科建构的真正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模仿苏联的专业设置,将世界史与中国史分立,各校历史系也随之成立了与中国史各学科相对应的教研室、研究所。各分支学科的参考资料集也被编译出版,一些学术专著与普及读物纷纷出版。然而,这一时期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到了“文革”时期,这一新兴学科更是处于“休克”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与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我国世界史学科也与整个历史学一样,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上取得重要进步。二级学科建制相应跟上。1990年,国家有关部门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历史学之下的十四个二级学科中,世界史学科就占有三席(世界上古史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在1997年的学科调整当中,世界史学科不仅没有扩充,反而随着中国学科体系二级学科的重点调整,从三个二级学科压缩为历史学八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这样,在队伍规模、职称配置、经费投入等方面,世界史学科一度萎缩,这一学科布局与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极不协调。因此,在史学界的不断呼吁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下,2011年颁布了新的学科专业目录进行调整,在历史学门类之下分列三个一级学科: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在世界史之下则设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世界古代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与国别史、专门史与整体史等五个二级学科。这样,我国世界史学科获得应有的一级学科地位,开启了新一轮的迅速成长历程。
 
为中国道路提供历史依据
 
  我国世界史学科之所以从无到有并能克服困难而顽强成长,究其根源在于它是在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缘起和“结胎”的,是在中国获得独立解放后而建构的,是在改革开放后顺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拓展的趋势下发展的。这样的历程不仅赋予了它优良的“现实关怀”传统,更凸显了它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价值。当今世界是过去世界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未来世界演进的起点与基础,而世界史则是对当今世界作出判断、对未来世界进行科学研判和预测的重要依据与途径。例如,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与西方的现代化有某些共通之处,需要借鉴西方某些有价值的经验,但同时我们的现代化毕竟不是西方道路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土壤之上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加以实现,且具有自身特定价值目标的新型现代化,由此必须弄清西方现代化之道路的弊端与缺陷,吸取其中的历史教训。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既要学习中国历史,也要学习世界历史,并邀请世界史方面的专家到中南海作世界史的讲座,讲授大国尤其是西方大国存亡兴衰的历史规律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的经验、教训。可以说,世界史为当下我们探求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依据。
 
  与此同时,随着当代中国的日益崛起并逐渐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与诸多国际问题、矛盾的显现,我们大力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对话与交流,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起牢固的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全球发展战略,既需要新的“全球史观”及其牵引下的理性的国际交往实践,也需要大力提升我国公民的整体文明素质。在这方面,世界史学科无疑也具有重要价值。世界史的学术研究,将为诸多现实问题、难题的解决,提供历史参照,扮演着重要的“智库”角色。而世界史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对大众的专业知识传播和普及,无疑也将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国际交往和民间交流。
 
争取应有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当然,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又一度失调,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现状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的客观需要。从全国来看,各历史学院、历史系的世界史学科人员,一般只占中国史学科人员的四分之一甚至是五分之一,而欧美诸多大学中本国史的教研人员一般都在三分之一左右。人员体量的严重欠缺不仅使世界史学科在二级学科建构、职称评定、人才引进、经费配置等方面都受到诸多限制,更使其研究领域存在着严重失衡的状态,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东亚、西亚等地区的大国,尚存在着大面积的地区史、国别史的学术空白。另一方面,由于尚处初期发展阶段,我国世界史在学术基础与积淀上远远不够。一些研究或不注重利用第一手文献资料,或缺乏对域外相关学术史的梳理,难以做出具有学术原创性的研究。更为突出的问题,则是对西方史学诠释模式不同程度地模仿或“克隆”,缺乏学术自主创新的内在活力。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与国际史坛的高标准还有较大的学术距离。
 
  尽管存在上述困难和问题,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光明发展前景仍旧可期。近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各高校对世界史学科的成长日益重视,纷纷从一级学科的角度设立“世界史系”,建立世界史研究院(所),或积极进行二级学科的设置,并在人员与经费的扩充上逐渐给予支持。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学科发展的外部条件将会得到有效改善。同样,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界一直致力于提升本学科研究的水平,既注重运用原始资料来进行诸多个案的解读与研究,也注重从宏观的角度探寻历史规则与规律;既注重克服对西方学术的“路径依赖”,也提倡用唯物史观来指导批判地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基于这些境况,完全有理由相信,经过史学界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做出既与国际接轨又彰显中国特色的一流学术成果,在国际史坛上树立起“中国学派”的学术旗帜,获得应有的学术话语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这一学科应有的贡献。
 
《社会科学报》总第1585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