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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伊格尔斯:历史意识没有高下之分

作者: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晴佳

伊格尔斯逝世纪念:“历史与历史学是分不开的”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于2017年11月26日去世。与伊格尔斯先生合作多年的王晴佳教授撰文悼念,“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伊格尔斯老师的为人:他不但全身心投入学术,而且在做人和学术观点上,宽容、大度、耐心和公正。”

 
将史学史研究置于民族文化与学术思潮错综复杂的联系中
 
  三十年前、我到美国不久替《史学理论研究》采访伊格尔斯先生,便用了本文的题目。我之所以在他逝世之后,再度选择这个题目撰写此文,因为他那时说的这句话,是伊格尔斯这位享誉国际的史学史专家的现身说法,也概况了他一生为人、治学及研究史学史的特点和方法。十年以前,我和一位奥地利学者主编了《多面的克里奥:史学史的跨文化取径》的论文集,祝贺伊格尔斯先生的八十大寿。在为此书写作导言的时候,我对伊格尔斯史学史研究的道路,做过比较详细的论述。在他逝世之际,我又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借写作此文的机会,与读者分享我的一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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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斯先生与王晴佳教授

 
  2007年伊格尔斯不但收到了我们主编的厚厚的论文集,其中收入了当代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领域不少名家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德国总统那年授予了他一级联邦十字勋章。这一崇高的荣誉,不但高度评价了伊格尔斯的学术成就,而且表彰他在参与、领导民权运动、促进世界人权和沟通东西德学术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乃至世界范围的史学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换言之,伊格尔斯绝不是一个埋首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相反,他从年轻时代开始,便一直坚持明确的政治立场,为改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奋斗了一生。他的史学史研究,并不想将其束之高阁,置于象牙塔之内,而是努力希望其能反映乃至影响时代和历史。
 
  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其中出现了像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总结、反省和评价以往史学编纂成就和不足的作品。但系统的史学史教学和研究,要到20世纪初年由朱希祖(1879-1944)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才渐渐开始。朱希祖是章太炎的弟子,也与章一样曾留学日本。他之提倡史学史,有着日本的影响。日本京都大学成立不久便在那里授课的内藤湖南(1866-1934),不但研究章学诚,也开设了“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又受到了西方史学的间接影响,因为在20世纪初年,西方学界出现了一些史学史的早期著述,如德国爱德华·福艾特的《近代史学史》和英国乔治·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以上这些史学史著作,基本都有一个特点,主要以历史名家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希图勾勒他们的师承关系、治学特点和学术影响。今天的中外史学史教学和研究,仍然受此影响。而其缺点是,这些著述像报流水账,只是对历史书目的介绍和解读。这些史学史研究欠缺时代感,即没有讨论历史研究与时代变化、学术思潮之间的紧密关系。老师上课和学生听课,都会觉得乏味,除非一些老师能讲述一些学术掌故,才能勾起学生的些许兴趣。
 
  伊格尔斯先生17岁便大学毕业,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他在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之后,到美国南方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任教,介入了当地的民权运动,努力为黑人争取平等权利。25岁时他在芝加哥大学文化史委员会获得博士学位,还是选择在南方的黑人大学任教,但已经开始对史学史、历史思想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他当时在美国史学界的两本重要杂志《近代史研究》和《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了有关历史进步观念的论文,让他崭露头角,获得了包括古根汉姆研究奖之内的资助。1960年代他重返了他的出生地欧洲,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学术访问,结识了当时欧洲思想界、史学界的一些名家,如卡尔·波普尔、以赛亚·柏林、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但对他的史学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是英国史家赫伯特·白特菲尔德。白特菲尔德以《辉格历史观》出名,因为此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其内容却对近代以来、包括当时还在世的不少英国史家及其著作,做了批评性的论述。白特菲尔德的主要观点是,英国近代史家以今律古,认为英国近代民主的建立,有其历史渊源,因为英国民族文化一直有着民主的意识和传统。
 
  伊格尔斯虽然获得了著名基金会的奖助,到欧洲从事学术研究,但他当时的任教单位,则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以提高美国黑人的教育水准为宗旨。可幸的是,他在欧洲访问期间,上面提到的那些学界名人,都对他鼓励有加,给他提供了不少帮助。白特菲尔德亦是如此,而他的《辉格历史观》一书所采的批判立场,更让伊格尔斯印象深刻。伊格尔斯在1968年出版了《德意志历史观念:赫尔德以来的历史思想之民族传统》一书,让他声誉鹊起,确立了他在史学史领域的领先地位。如所周知,在欧洲的近代史学史的演进中,德国的兰克史学及其弟子所创立的兰克学派,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伊格尔斯的研究,以“历史主义”这一德意志思想传统的发展、变化入手,论述了兰克史学与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的立场不是称赞、歌颂这一近代德国的重大学术成就,而是采取了批评的立场,希求揭橥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对德国统一建国之后的深远影响(他的书中对兰克学派的许多史家如何在著作中伸扬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有详细、地道的描述和分析)。因此,与传统的史学史研究不同,伊格尔斯《德意志历史观念》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其批判的立场;二是其研究取径——伊格尔斯没有将史学史的研究,孤立于德意志民族文化和学术思潮之外,而是努力分析和探究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此书出版之后,广受好评,不但在美国而更重要的是在德国,伊格尔斯对德意志历史思维传统的批判性分析,让战后的德国人如梦初醒,如同服了一剂醒药,不再为兰克学派及其在历史学领域建立的“功绩”沾沾自喜,而是看到了德意志民族和社会的种种弊病及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其他地区和国家所造成的伤害。
 
对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社会结构给予更多的关注
 
  但伊格尔斯对史学史研究的创新,没有就此止步。他在《德意志历史观念》1983年修订版的序言中指出:“我十分重视历史书写的政治背景。但如果在今天(重写此书),我还会对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社会结构,给予更多的关注”。换言之,伊格尔斯已经看到史学史的研究,不但要与思想史、政治史结合,呈现历史研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还要借鉴社会史的方法,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历史学家的研究写作及其交互影响。1970年代是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经济史和计量史学蓬勃开展的年代,而伊格尔斯于1975年出版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则显然希望能更上一层楼,从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双重角度来考察史学界出现的新气象。《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以法国的年鉴学派、德国的历史社会科学派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要对象,指出二战之后欧洲社会的重大变化(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和其他社会激进主义思潮),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的确,在世界现代史或当代史上,特别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考量,1960年代是一个历史转向的时刻。其首先表现为学生运动十分活跃。其次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走向了终结,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建国,世界进入了一个后殖民的时期。这一变化对于近代西方而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其根源都能追溯到1960年代。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是较早总结、分析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改变历史研究的一本著作,出版之后同样广受注意,1984年又出版了修订版。
 
  《欧洲史学的新方向》还有一个呈现新意的地方,那就是以“historiography”冠名,其意思是“书写的历史”或“历史文献”。因为英语中的“history”一词,本身有过去发生的历史和史家撰写的历史的双重含义,所以史学史就可以称为“history of history”,这一用法至今仍然流行。但也有人用“历史著作的历史”(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这样的名称。但伊格尔斯选择使用“historiography”,更具综合性,其意思不但包括历史的写作,也包含历史的观念、方法等其他方面。伊格尔斯使用“historiography”而不是“history”来指称史学,或许还受到了他的母语德语的影响,因为德语中有“geschichtsschreibung”一词,专指历史书写或著述,英语可以译成“historical writing”,但因为是两个单词,不如“historiography”更为简洁。总之,此后在西方学术界,伊格尔斯的名字便与“historiography”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之后的史学史研究,也以此冠名。以色列出生的当代史学理论家阿维泽尔·塔克尔(Aviezer Tucker)在其著作中,将“历史哲学”和“史学哲学”加以区分,认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塔克尔指出,伊格尔斯以史学为研究对象,与一般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同。在其他人对伊格尔斯的采访中,伊格尔斯也承认自己的研究,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但伊格尔斯并不认为,历史与史学两不相干,而是坚定地相信两者之间无法分开。也就是说,他认为要考察历史研究的变化,不能、更不应与所处的时代相分隔;史学史的研究,必须反映时代风云对史家著述的影响。伊格尔斯在20世纪走向终结的时候,写作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不仅检讨了20世纪史学的曲折变化和发展,而且还针对后现代主义对近代史学的批评,做出了有力的回应。他一方面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近代史学模式,在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风云变幻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和批评,难以为继。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对当时颇为风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向读者指出需要加以警惕的必要。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相对主义,其特点希望挑战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譬如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感性乃至事实与虚构的之间的对立,指出这些二元对立,其实都没有绝对的、本质的意义。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有助解构近代西方的文化霸权,因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在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传统思维中,并不突出。比如中国古人就一直信奉“天人合一”,将人类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像近代西方人所相信并实践的那样,人类的演化、进步就体现在对自然的不断征服和控制。可是后现代主义显然有其危险性,因为相对主义一旦强调过分,就会流于虚无主义,由此而混淆事实、不分真假和对错。伊格尔斯的立场是,我们尽可以批评、检讨近代史学的模式,也可以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因为其中的确有明显的缺陷,但同时要注意不能在泼脏洗澡水的时候,将盆中的婴儿也抛出去了。
 
历史意识没有高下之分
 
  伊格尔斯先生对史学史研究的最后一个贡献,就是从全球的角度、用开放的心态,讨论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史学的变迁。他在史学史研究上的这一态度,与他自身的历史有着紧密的关系。伊格尔斯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那里度过了相对平静、快乐的童年。但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个急剧的转变。一次他在街上,被其他孩子揍了一顿,只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的父母担忧他和妹妹的安全,决定移民美国。通过一个远方亲戚的担保,伊格尔斯一家于1938年10月抵达了美国,侥幸躲过了纳粹主义制造的、公开迫害犹太人的“玻璃之夜”。伊格尔斯到美国后,在维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奇满市上了中学和大学。但让他不满和痛心的是,由于美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在各个方面受到了种种歧视,如同他自己在纳粹德国的遭遇一样。所以从学生时代起,伊格尔斯就决心尽力帮助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为促进社会正义贡献力量。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之后,选择去美国南方的黑人大学任教,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伊格尔斯在那里任教期间,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加入了“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是该会为数不多的白人会员之一。他还对当地的种族歧视政策,提出了种种抗议。伊格尔斯同情、支持黑人权益的做法,使他受到了当地一些其他白人的威胁。有次他发现有人将他住家门牌上的名字,由“Iggers”改成了“Niggers”(黑鬼)。但伊格尔斯并不畏惧、毫不退缩,直到民权运动取得了成效之后,他才回到了北部,于1965年开始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直到退休。
 
  伊格尔斯先生执教一辈子,其弟子中有不少外国学生。在外国学生中,除了德国人之外,有不少是亚洲人。与其他美国教授相比,他的这种对外国学生的友好态度,相对比较少见。因为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许多外国学生到美国求学,一般都需要克服许多语言上的障碍,不但要学会积极参与讨论、发言,而且还需要学会用英文写作论文。所以一些美国教授对外国学生常常表示出种种不耐烦。但伊格尔斯却十分宽容,对外国学生鼓励有加,在学业和生活上都提供帮助,殊为难得。
 
  伊格尔斯与中国学术、学生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1962年他在美国《历史和理论》的刊物上发表了《德国和美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一文,揭示和分析了兰克史学走出德国之后所经历的变化,至今仍是研究兰克史学的必读之作。何兆武先生慧眼识珠,当即将之译成了中文,发表在同年的《外国历史译丛》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伊格尔斯指导了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国学生,其著作《欧洲史学的新方向》和《国际历史研究手册》也于1980年代后期译成了中文出版,享誉中国史学界。也就在那时,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与北京师范学院(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结成了姐妹学校。由齐世荣先生安排,伊格尔斯夫妇于1984年首次到中国访问,在北京几所高校和社科院世界史所开了系列讲座。之后伊格尔斯先生又几次应邀访问中国,在中国史学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对于伊格尔斯先生在中国史学界的深远影响,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陈启能、姜芃老师曾在2007年撰有《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与中国》一文,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们在文中指出:“无疑,伊格尔斯的著作,不论在学术史的知识方面,还是在作者的预设、视野和方法方面,都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有益的东西。但是细究起来,我们从伊格尔斯身上学到的,还远不止这些。伊格尔斯,作为当代著名的史学家,他最令人感动的,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为人,他的精神和感情”。
 
  对于上述的评价,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有切身的体会。1984年经北大张芝联先生引介,我与伊格尔斯先生结识,一晃已经有三十三年了。当年他不但鼓励、帮助我出国,而且在我到美国之后,在学业上多有指点。我博士毕业在美国任教之后,又蒙他不弃,我们继续密切交流合作。在这近二十年间,我们共同举办学术会议、一同发表论文、主编论文集和合作写作论著,让我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益。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伊格尔斯老师的为人:他不但全身心投入学术,而且在做人和学术观点上,宽容、大度、耐心和公正。2008年他与我合作出版的《全球史学史》,就是一个说明。此书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从全球的视角考察自18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历史研究所经历的转变和转向。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在19世纪之前中国、印度、中东和西方都形成了各自的历史记录传统,特色鲜明,并无轩轾。此书出版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但在2011年出版了中文版,还有了俄文版、希腊文版和德文版。2017年我们又出版了该书的英文修订版。
 
  换言之,伊格尔斯虽然以研究西方史学史而名满天下,但与以往的西方史学史专家不同,他强调历史意识存在于人类的各个群体中,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没有高下之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识,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挟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建立了思想文化的全球霸权,至今仍然影响显著。在史学的领域,西方史家虽然承认中国有长久的历史编纂传统,但他们认为中国史家的著述,缺乏反思和哲学思考,只是编写了剪刀加糨糊的历史。但伊格尔斯不但认为中国和东亚的史学传统值得研究,而且指出非洲、印度等被西方人视为“没有历史的民族”,其历史意识及其表现同样需要探究。当然,要将世界各地的历史意识及其表现平等对待,显然并不容易。如上所述,史学史基本都以书写的历史为对象,而自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历史书写的观念、方式和方法形成了日益趋同的总体趋势。各地、各国史家所使用的语言也许不同,但在著述形式上均采用了综合叙述的体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学术语言的使用也逐渐趋同—英语正在成为今天世界学术的共同语言,欧洲大陆、南亚、拉美和其他地区的史家,都日益选择使用英语来发表论著。但像以往一样,伊格尔斯没有认可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历史现象,更不像有些人那样,极力证明、解释这些现象的合理性,为之鸣锣开道、大唱赞歌。相反,他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立场,指出了西方与非西方地区学术交流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现象。我们写作《全球史学史》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一方面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一现象,不代表一种“输出和接受”的简单模式,而是反映了一个协商、采撷和互动的过程。同时我们又希望此书的读者能够看到,文化之间的交流,从来不是平等交易,而是权力强弱的反映。一言以蔽之,历史与史学无法分开;对前者的充分体认才能理解、解释后者的变动。这是伊格尔斯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重要的学术遗产。
 
《社会科学报》总第1589期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