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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兵:构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桥”

作者: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研究员 欧阳兵

 
  ● 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经过“选材备料”——进行理论储备和拓宽理论视野;“夯基垒台”——打好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底子;“立柱架梁”——支撑起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和评判体系;直至“四梁八柱”——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创新(四梁),思想理念、主体和职能、目标任务、方式方法、法治化、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创新(八柱),最终构建起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是十九大报告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本来”的内容有很多,而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方法论,就是我们应该“不忘本来”的重要方面。还在1934年他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过河”是目的,“搭桥”就是达到目的的方法或手段。社会治理犹如过河,“桥”之不具,“河”之不过也就在情理之中。然而,仅仅得出上述认识还不能说是完全领会了毛泽东同志的“河桥”思想的真谛,就社会治理而言,搞清楚与之相关的“河”与“桥”及其它问题,是我们在“不忘本来”中应进一步深挖、深思的地方。
 
  首先来看我们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社会治理面临着一条什么样的“河”。十九大报告把社会治理归结为七大方面,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并以上述七大方面为中心,向外拓展到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和道德建设、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多个方面。而时间的刚性约束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从现在到2020年,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可以说,此战不赢,我们就无法抢占其它社会治理的“滩头阵地”。因而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条“河”,趟过眼前这条河绝不会很轻松,需要全党的智慧和努力。
 
  其次,我们需要制造出什么样的“桥”。是造浮桥、木桥,还是钢筋铁桥?这里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方法问题。在社会治理上,我们既要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方法,更要创造出适用于今天的方法,也就是适合当前“河”的特点的方法。术融于道,方法寓于思想。中国古代积淀下的泽被后人而卷帙丰浩的社会治理学说资源,大抵可分为三类:一是“放开”类,比较侧重于激发底层活力,由无为到放任而治天下,可谓是“古装版”的自由主义,这类方法一般使用在战火涂炭后的社会恢复建设中;二是“正制”类,倾向于端纲肃典,加强制度建设,如施行集权行政、选贤任能、整饬吏治、健章善制、罚奸恤贫、扶商去冗、设馆兴典等治理措施,以“贞观之治”为代表,这类手段虽肇因各不相同,但乃为历朝有为者效法之正统;三是“通隔”类,介于前二类之间,是为补充,主张下扩民往,上举政革,如推行文交俗融、鼓励移民、民事军协、旗制辖理(为最早的社区雏形)等举措,以“康乾之治”为代表,多为众迁民徙、雍居杂栖之中的社会治理所用。这些社会治理遗产,若实现了扬弃后的结合,就可成为制造今天社会治理钢筋铁桥“工艺”之母。
 
  第三,现今造“桥”对技术的引进消化到了什么程度。社会治理之于现代方法的引进消化,如同造桥之于技术的引进消化——河的地质构造、水流、水候,都会对造桥技术的选择提出要求。现在,大量国外的社会治理理论和主张进入国内,造成当前引进消化一个颇大的问题就是不分场合、囫囵吞枣,较有代表性的有:1、多层次治理。应该说,借用伊斯顿的政治社会体系模型而建立的层次分析方法,对于我们推进社会治理的程序化、协作化有借鉴意义,但在处理信访接待、群众诉求、企业办事等事务中,就不宜如此照搬,否则就会导致“部门相推诿,群众跑断腿”。2、互动治理。由爱德兰博2005年首次提出,主张各利益相关者应参与到决策过程、执行过程的不同阶段,使治理过程变得更加具有可融入性和高参与度;互动治理在早期亦被称为参与式治理,包括自上而下治理、自我治理、合作式治理三种理想治理类型。它契合提高我国公民社会治理参与意识的方向,但在诸如民间组织参与应急救灾抢险、职能部门整治无照运营、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时,就易发生民间组织“一窝蜂”涌入救灾现场而帮忙添乱、职能部门打假“不举报,不受理、不作为”等问题,因而要警惕双方互动成为一方“不动”。3、多中心治理。由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博兰尼的“经济多中心性”发轫,经奥斯特罗姆阐发而发展为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理论。其主要之点是主张社会治理的公共性、信任性、合作性要均衡地体现在政府、社会组织、公司法人、公民等行为主体中,倡导多个权力中心或服务中心并存,通过竞争形成自发秩序,力求减少搭便车行为,从而克服公共事物治理的困境。但是,多主体治理的平行原则只是适合于自由市场的英美等国,在我国则只能实行以政府为主导、各主体协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比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养老社保改革等需要政府规制和顶层设计的治理项目中,政府始终应该是行动的引领者,等等。同样,对于其它社会治理理论,我们也应分清“河”况而进行造“桥”技术的改进,不能“一键复制”。
 
  第四,“河”对“桥”久而久之会产生什么影响。河水的经年冲袭,导致的必然是桥墩剥蚀凋残,难以载物,非得修整更新以强体。人类几千年社会治理的岁月长河西泻东去,即使狭义的社会治理也流年似水200多年,其间的治理之途不少已然“耄耋老矣”,加之当前社会转型的激流奔遽,甚至一些放在昨天还管用的治理方法到今天就面临“失灵”之困,因而社会治理之道唯有在继承中创新方为王道。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把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高度来认识和要求,因而突出社会治理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与报告的上述特色有着逻辑上的高度自洽。这也启示我们,从“河”与“桥”的依存关系看,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经过“选材备料”——进行理论储备和拓宽理论视野;“夯基垒台”——打好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底子;“立柱架梁”——支撑起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和评判体系;直至“四梁八柱”——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创新(四梁),思想理念、主体和职能、目标任务、方式方法、法治化、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创新(八柱),最终构建起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桥”。
 
《社会科学报》总第1590期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