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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有必要提问:什么是启蒙?

作者:东南大学“道德发展智库” 范志均副教授 南京晓庄学院 刘建娥

摆脱自我启蒙的难题
 
    ◤今天我们仍有必要重提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启蒙?在康德看来,启蒙是相互性的。
 
  现代社会批判论者从启蒙的后果出发,把社会合理化导致的技术统治归责为启蒙本身,提出启蒙是神话的启蒙辩证法。后现代主义者从启蒙与被启蒙的先后主从的不对等结构关系中得出,启蒙理性蕴含着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控制,最后必然趋于自我取消,启蒙需要被启蒙。当代启蒙主义者也不满于人“被启蒙”,提出每个人都是启蒙主体,启蒙应当是自主的。
 
  但是,启蒙是否就是个体自主启蒙?启蒙理性是否就是主体理性,因此需要交往理性来补充?如果我们仍然误解启蒙,那么我们将无力挽救启蒙。因此我们仍有必要重提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启蒙?如果从其发生来看的话,那么启蒙和近代公共领域的兴起是同步的,因此近代启蒙并非单纯的个人自我启蒙,而是以新兴公共领域为平台的公众启蒙,在康德的意义上,它是相互性的。
 
寻求公众启蒙
 
  对康德而言,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存在者,都应当自己使用理智,启蒙是每个人的责任。因为每个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是自由的,他之被人引导使用理智不是他人导致的,而是自己的懒惰和怯懦引起的,他应当为自己的不成熟而负责,应当通过自己思想的努力走向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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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德
 
  虽然康德区分了多数人与少数人在使用理智上的差异,但是他并不认为少数人是启蒙者,多数人是被启蒙者,由少数人来启蒙多数人。任何人都既是启蒙者也是被启蒙者,应当自己启蒙自己,拒绝他人理性引导。按照这个逻辑,只有他律的启蒙才会被操纵,个体自主的启蒙是不可能被操弄的。
 
  但是康德一再承认,一个人仅仅通过自身摆脱引导、自主使用理智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自由思想是需要勇气和不怕艰辛的,但是大多数人单独来看似乎都不具备独立思想、主动思维所需要的勇敢和勤奋。另一方面,那些依靠自己的思想努力学会独立使用理智的少数人往往又会成为不敢独立思想的大多数人的引导者,而不是启蒙者。如此一来,不成熟的人如何依靠自己摆脱不成熟呢?更重要的是,正如策勒所言,个人自我启蒙还蕴涵着一个难以消解的悖论,即理智上的独立不仅是启蒙的目标,也是后者的条件;考虑到完全解除必须在智力上关照自己的这一重负所带来的舒适,如果先前没有起码一定程度的自主思考,理智的不成熟状态几乎不会被消除,也就是说,只有已经被启蒙的人才能被启蒙,但正因如此,这些人似乎也就不再需要启蒙了,这造成了启蒙最初如何发生的问题。如果启蒙是每个人的责任,那么他必然拒绝他人的引导,通过自己摆脱不成熟;而如果他自己启蒙自己,则意味着他已经是启蒙了的,只有他已经是启蒙了的,他才能启蒙自己,但是如果他已经是启蒙了的,则他就不需要启蒙了,因此,个人自我启蒙是不可能的。
 
  德国学者费格也指出,与自我启蒙一样,自我解放预设了一个已然解放了的行动主体;自由以自由为前提,也就是说,解放之前需要解放,而且这个过程同样是无限的,因此个体自我启蒙是背谬的。因此为了摆脱自我启蒙的难题,就必须从康德的启蒙的个体层面过渡到启蒙的集体层面,寻求公众启蒙。虽然大多数人自我启蒙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康德却坚信:“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康德何以如此自信和坚定公众启蒙能克服个人自我启蒙的困境,逐步给整个人类带来启蒙?
 
公众启蒙是交互性的
 
  公众启蒙是面向公众、在公众中发生的启蒙。一般来说,由公民或臣民组成的是民众或人民,这是政治性的概念。显然民众或人民也能形成公众,但那是政治性的公众。康德所说的公众不是民众或政治公众,而是读者公众、听者公众,它是随着近代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由私人自发聚集起来而形成的会众,因此它是社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公众可以是由各种人组成的,但是在公众内部人们是平等的。公众都是受过一定教育、会识字读书的人,正是文字把私人们连接起来成为公众,因此公众的集结不一定是面对面的。公众因受教育等的限制,范围可能是很小的,只有随着教育的扩大普及,公众的规模和范围才会逐渐增大。
 
  个人启蒙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公众启蒙却是可能的。对公众的启蒙不是引导他们,而是唤醒他们沉睡的理性。公众启蒙诉诸的是他们的理智,而不是他们的情感、欲望,启蒙不会导致他们失去理智,陷入迷狂。
 
  自我启蒙是反思性的,而公众启蒙是相互性的,任何理性存在者都可以作为公众的一员向公众传达思想。自己使用理性是自己思想,公开使用理性则是向公众传达和交流思想;如果自我启蒙是自己思想,那么公众启蒙就是传达和交流思想。不带有传达和交流思想意向的公开使用理性不是启蒙意义上的,而任何一种思想的传达和交流,如果没有得到来自公众的回应和交流,则是失败的,必然也无从带来公众的启蒙。正如康德学者奥尼尔所言,我们所交流的东西必须是可以被有些读者解释的,按照这种观点,某种仅仅是互不干扰的交流已经是失败的了;表达是寄生在交流之上的,所有成功的交流都要求某种来自他人的辨识或是领会,不论是对于可传达的内容的理解,或是仅仅认识到其他人是在试图进行交流;而有意识的交流是需要这种辨识的可能性的。
 
  交流内在于理性的公开使用之中,公众启蒙就是公众相互传达和交流思想以获得相互和共享的理解和真理,“一位公开运用理性的人,必须面向其他所有人,同时也必须被其他所有人多理解”,“无论什么样的交流手段是有效的,只要他们无法达成可以与其他人相互理解这一标准,公开交流便可能失败”(奥尼尔)。以相互共享理解为目标的公开交流必须遵循理性自身的法则。(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反启蒙回到启蒙的德国现当代伦理演进逻辑研究》(17BZX091)、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594期5版